史书通常将河西走廊以西地区称为“西域”， 唐代则称之为“碛西”，碛指哈密与敦煌之间的流沙大碛，当时称莫贺延碛，《唐会要》卷七十八崔融奏疏说：“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寸草不生。”作为古老的政治地理概念， 无论西域还是碛西，抑或其他称谓，都指中国西陲，意为“中国西部疆域”，从新石器文化算起，距今已有六七千年之久。2000多年前的《尚书》、《竹书记年》、《禹贡》、《庄子》、《管子》、《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先秦古籍，对西域的流沙、大荒、火山、西海、昆仑已有记载。《山海经》提到的昆仑之丘即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脉，流沙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敦薨之水是疏勒河，坳泽则为罗布泊。《穆天子传》所涉及的昆仑之丘为昆仑山余脉和田南山，舂山即葱岭，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旷原则指中亚吉尔吉斯大草原，西王母可能是西域某城邦以虎豹为图腾的女王形象。

    “西域”一名，始见于西汉，“新疆”一词则得名于满清。17世纪末，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在沙皇的拉拢煽诱下发动叛乱，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反复艰苦征讨得以平定，乾隆为了夸耀自己平叛业绩，将以前属于清朝，经他在位时平定的地区一律命名为“新疆”，意为“故土新归”。例如四川大小金川（金沙江地区）、云南乌蒙山地区、贵州东南的古州和西南的安顺、镇宁等地，世易时移，上述地区的“新疆”之名不复存在，唯独西北新疆取代了西域旧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疆仅仅是广大西域中并不太小，文明成果也非常显著的地区。

    中国与异域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各地考古发掘的古代文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丝绸纺织业已很发达，随后陆续外传，德国斯图加特省发掘出的一座公元前5世纪古墓中，出土了许多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前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省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墓葬中，发现了许多中国丝绸织品，其中有一件刺绣——凤凰栖树，异常精美，还有中国青铜镜等物品。公元前3世纪时，西方把中国称为“赛里丝”国，“赛里丝”是希腊语蚕丝的意思，这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有记载。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成为沟通中外的“国道”，使者、商贾不绝于道，使当年西域“秘境”不秘。西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西域建制，设立了使者校尉，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保证了西域作为沟通东西的“走廊”和“桥梁”，无数征人、戍客、使臣、官员、僧侣、商旅东来西往。“千秋功罪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漫漫历史长河中，15世纪以前，世界文明的重心在东方的亚洲，当时交通以陆路为主，早在商周时代，中西交流已经开始，而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到公元16世纪左右，也就是远洋航海事业大行其道之前，丝绸之路一直是连接亚、非、欧的重要陆路通道，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广泛的文化、经济、政治交融汇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绿洲丝绸之路从长安（西安）出发，经渭河入陇，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由阳关、玉门关、哈密分为南、中、北三道。由于经由这条道路输出的货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原丝绸，后来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冠名为“丝绸之路”，最初含义为汉代中国至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由于“丝绸之路”能形象生动的高度概括中西交通的本质，此后中外史家沿袭使用，并大而化之，成为中国通向亚非欧交通的总称。因而谈及丝绸之路，就有四种说法，即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经过中亚沙漠地带的绿洲丝绸之路；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到印度、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绿洲之路，这里着重阐说的也是绿洲丝绸之路。

    南路作为汉代通西域最早的交通大道，经阿尔金山北麓进入楼兰（罗布泊），再沿昆仑山北麓西南行，通过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若羌）、且末、精绝（民丰）、扜弥（于田）、于阗（和田）、皮山、莎车等地，然后越葱岭（塔什库尔干），前往印度、阿富汗，或过阿姆河到伊朗，直抵罗马（伊斯坦布尔）。中路汉代称北道，隋唐时随着哈密一线的北道日趋兴盛而改称中道，傍天山南麓的高昌越孔雀河流域，沿塔里木盆地北边西行，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过焉耆、乌垒（轮台）、龟兹（库车）、姑墨（拜城），由此又分二道，一条翻过凌山（天山木素尔岭），西北行至热海（伊塞克湖）西去，一条向西南经巴楚、疏勒（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地中海沿岸。北路位于天山以北，开辟于1世纪，兴盛于隋唐，时称“新北道”，较之南道、中道，为时较晚。它从敦煌西北行至伊吾（哈密），折西经蒲类（巴里坤）、庭州（吉木萨尔）、轮台（乌鲁木齐）、张保守捉（昌吉）、石漆河（精河）、阿力麻里（伊宁）、弓月城（霍城），渡伊犁河往碎叶（托克玛克）西去，到达里海一带。

    除大家熟知的南、中、北三道外，根据《西域行程记》、《西陲记略》、《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等大量明清时代的古文献资料记载和最近的考古研究，发现在天山深处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干线。此线东起吐鲁番，向西经托克逊、阿拉沟、巴伦台、阿尔先、巴音布鲁克、那拉提、新源、巩留至伊宁，然后沿伊犁河西去，再经伊塞克湖至中亚。由于此道穿行于天山之中，故称“天山道”。该道早在汉唐以前就已形成，只因路段艰险，行旅较少，故鲜为后人所知。沿线发现了大量从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墓葬、出土文物，以及烽火台、岩画等文化遗存，证明早在春秋战国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据史料记载，15世纪明代使臣陈诚出使西域和波斯沙哈鲁使团前来中国，走的就是这条古道。

    另有一条草原道，即丝绸之路，它东起阴山，经蒙古高原，偏向西南，翻越阿尔泰山，进入阿勒泰草原，循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行，经准噶尔盆地，哈萨克丘陵，越中亚平原，到黑海低地。开辟草原道的无疑是草原游牧民族，但盛唐至辽元时期，草原道都是中外商旅往来不断的通道，也留下了唐代诗人岑参、元代使臣刘郁、长春真人丘处机等著名人物的足迹。

    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艺术在亚洲腹心区域的汇聚交流创造了条件，当时交通工具以驼马、大车为主，往返一次需历时三年以上。中国的丝绸、玉器、火药、造纸、造纸术由此传入亚、非、欧辽阔地域，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由此传入中原，文明世界的西域古道旅社栉比，寺庙巍峨，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了名副其实的连接纽带。玄奘西去印度取经之后，所著《大唐西域记》描述过沿途地理风光、民族风情、历史传说。马可·波罗也在游记中记录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辛，喀什噶尔的繁荣，以及旅途见闻。今天在丝绸古道上，依然留存着反映当时文化、经济、政治交流融汇的许多遗迹，近代以来尼雅遗址的不断出土，以及楼兰、米兰的考察发掘不断证实着当初的繁华岁月。

二

    西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居民，在天山以南绿洲地区，开初主要是羌人，以及与周人有着远缘亲属关系的赤乌人。他们以农耕和采集野生植物为主，居主湖边泽畔的人群，则捕猎鱼虾和水鸟，该地出土的石锄、石镰、石刀、石磨盘等，反映了一种农耕文明。在天山以北，人们深目高鼻，形体修长，须发浓密卷曲，头部和颈项喜配装饰物。他们穴居野处，使用粗笨的陶器和木器，以及弓箭、骨矛、石锤等简陋工具，依赖群体力量，围猎野牛、野马等大型动物并放牧牛羊。保留在山谷石壁上的岩画，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游牧文明。

    秦汉之际，形成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实为“城邦”，因为这些国家尽管有君长王侯，下设文武官员，配有一套等级制的政权机构，却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天山以南建立的“城郭之邦”，依据绿洲定居，务耕稼，养牲畜，通过胜兵（能胜任为兵者）多寡衡量国力盛衰。天山以北 的“行国”，以游牧狩猎为生，人口、畜群逐水草迁徙，以“控弦之士”数量为国力标志。 这些城邦国小力弱，开初受制于大月氏，继又臣服于匈奴，匈奴设“僮仆都尉”征收西域各地的赋税,在往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则由中央王朝进行有效的管辖。

    游牧民族匈奴不事生产，四出侵扰，不但威胁中原地区，而且影响西域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两地交通被切断。鉴于以上诸多原因，汉朝政府采取了联合西域诸邦以遏制匈奴的政策。公元前139年，张骞开始通西域，后来经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长期征战，匈奴势力日渐衰微，西域逐渐归属汉朝。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并在乌垒城（轮台）设立都护府，管辖西域各地，从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西域诸国与中原保持一种朝贡关系。东汉以后，魏、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魏等政权都到达过西域。

    西晋晚期，五胡乱华，战乱频繁，中原经济残破，西域僻处塞外，反少受战火之灾。居民纷纷避祸西迁，促使其经济不断发展，乐舞、杂技、绘画、雕刻等文化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西迁汉人在吐鲁番建立高昌国，文物典章、政令制度都移植中原文化。大致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佛教传入西域于阗地区，此时则在塔里木盆地广为传播，天山南麓开凿了许多石窟。继匈奴崛起的突厥雄踞天山、漠北，以及中亚，后来留下了成排成列的土墩墓和骠悍威武的石人。

    隋朝先后设立鄯善、且末、伊吾等郡。640年唐王朝平高昌，在吐鲁番、哈密一带设置州、县、乡、里，实行均田、府兵制度，兴办学校，教授《论语》、《孝经》等课程。不久又相继大败东西突厥，在天山南北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等，统辖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以及葱岭以西广大地域，又设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大军镇，以拱卫边陲。规模宏大的城镇不断兴起，军事设施和通讯系统，从长安的安远门一直连接到帕米尔，内地官员、新兵不断到西域任职戍边，有才识的西域人也被任命为官或到内地及京师任职驻防。边关大开，只要持有“公验”、“过所”通行证，中外人士可自由往来，交往贸易空前繁荣。840年回鹘人在漠北建立的王国解体，整个民族大举西迁，逐渐融合西域土著人，形成后来新疆民族主体维吾尔族。唐末以后，西域黑汗、于阗李氏王朝、西州回鹘三大势力，均服于中央政权。

    两宋时期，形成了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以和田为中心的大宝于阗，横跨葱岭，以喀什为东都的喀喇汗王朝。高昌、于阗都信佛教，靠近阿姆河流域的喀喇汗王朝则迫于政治强权的原因改信伊斯兰教，1000年左右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伊斯兰教随之蔓延到塔里木河流域。

    13世纪初，蒙古崛起漠北，1209年高昌归附，不久喀什又归于同一命运。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天山南北设行尚书省、行中书省、宣慰司、元帅府等机构。成吉思汗将该地大部分分封给次子察合台，是为察合台汗国，明朝大部分时段仍为察合台后裔控制。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建哈密卫，明中叶以后，瓦剌崛起漠北，瓦剌即卫拉特蒙古，分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准噶尔四部。1630年后，以伊犁为中心的准噶尔部称雄西北，铁蹄所至，青海、西藏、蒙古草原均受其害。为此清军与准军周旋了数十年，一直耗到1759年才先后平定天山北部准噶尔和南部大小和卓的叛乱，西域重归一统。清廷随即修筑城池衙署，设立驿站，铸造钱币，屯田垦荒。设在伊犁的将军府统辖全疆军务，下设都统、参赞、办事、协办、领队等大臣，分驻各地管理其所属地区事务，建立以守土为主的军府制，民事仍由伯克管理。

    19世纪初，大小和卓后裔张格尔等多次窜犯南疆，1864—1876年间，新疆大部分地区又沦入浩罕入侵者阿古柏之手。伊犁开初被沙俄侵占，后多亏左宗棠率军西征，及反复外交斡旋，才得以保住天山南北160多万平方千米江山，但沙俄仍强行割占西北角50余万平方千米领土。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以迪化为省会，刘锦棠为巡抚，废除伯克制，实行州县制，设府厅州县，任命各级地方官吏，兴办实业，建立学校。

三

    与西域生息与共的河西走廊地区在汉代以前为森林覆盖，西域大漠绿洲连绵，塔里木河、罗布泊等内陆河流湖泊南北纵横，星星相嵌，野生动物成群结队。正缘于此，西域北部草原畜牧经济孕育了游牧狩猎文明，南部绿洲农业经济产生了城邦农业文明，而汉民族一往无前进取精神又带来先进文明的强力渗透，并由此造就丝路贸易的商业文明。西域各民族借助特定的历史机缘所作的文化选择无疑独具一格，而且这一变革无论是对整个西域的发展历程，还是对中外文明融会贯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构筑了精深博大，源远流长的西域文化，形成了浓郁风情。博采众长、雄浑博大的西域文明，本来应该连续发展，然而，自从西域年复一年屯田垦殖，毁林拓荒，大规模战争和筑城，植被气候终被破坏，水文下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自然界本身的演变是一个十分长期和极其缓慢的过程，只是它总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的活动则加剧了自然界的退化，最终导致该地域人类社会环境的崩溃，不断融合创造的多种文明结构在多处发生中断，流失，成了千古之谜。

    文化断裂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追究西域文明的内在走向及其成因，首当其冲的就是先民全面榨取生存资源，最终招致自然界疯狂报复，因而河流改道，沙漠蔓延，古代文明一个个埋没在茫茫荒漠中。其次，羌、塞、吐火罗、匈奴、月氏、乌孙、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往来冲突，带来频繁的武力征服、民族同化，中土、印度、阿拉伯、希腊几大区域文化源源涌入，搏击交流，先进文明此消彼涨，旧有文化节节败退，终于形成了许多死文字。再次，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不断迁移融合，尽管有助于凝固沉淀，留下丰富的文化层，不过也因为宗教战争和民族信仰的更替中断，将许多理性文化逼出了历史舞台。此外，唐宋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兼于历史必然中的偶然，蒙元、满清先后凭借“蛮力”入主中原，以一种落后文明征服一种先进文明，造成了闭关锁国，荒废古道局面。基于以上种种原因，15世纪以降，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走向没落，旧日的大陆腹心地带逐渐被人遗忘，失去活力。

    1870年，两位土著人到和田一带那些被埋没的古城中挖掘珍宝，一位带回两尊佛像，另一位带回几个金指环、鼻环、一些硬币。当时他们落入了欧洲人之手，沦为塔克拉玛干丢失的第一批文物。正是这一信息，19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招来了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克伦韦德尔、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国的尼古拉·普尔热尔瓦斯基、德国的范来考克等学者和探险家，在干旱难耐的戈壁沙漠追寻古人的踪迹，发掘坟墓，剥离壁画，考察绿洲村落、河流湖泊的变迁，导致了古西域文物的大量外流与失散。

    精英人物进行开天辟地的变革往往是在传统的旗号下引进现代内容，以最古老的传统摧毁即时的传统，导致传统一肩双任，既成为产生现代的障碍，又成为孕育现代的母体，而历史正是在这悖论中艰难进步。西域曾经拥有辉煌的文明，最终却销声匿迹，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但无论如何其频繁发生的历史变迁留给人们许多可供吸取的经验教训，激发人们深入思索。当今大气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生态失衡，历史的荒唐正把人类推向空前的生存危机，同时，人类在精神上，正经历着一场价值崩溃的历史性劫难。探讨渐渐远逝的文化景观显然不是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涉及文明兴盛与灭绝的内在逻辑，也许有助于人们解决诸如古老文明与现代化、自然环境与工业污染、乡村都市化与可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等一系列复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