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最早的印欧人
吐火罗与大夏
雅利安与伊朗
马萨革泰与斯基泰
月氏、乌孙与塞种
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贵霜、嚈哒与昭武九姓
康居、粟特与昭武九姓
吐火罗部落与突厥的起源
九姓胡与安史之乱
匈奴石赵与突厥石晋
毕昇与摩尼教东渐及印刷术之发明
吐火罗馀绪


1.吐火罗人——最早的印欧人
吐火罗人——最早的印欧人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一　　　　　　　　　　　　　　　　　 cinason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原始印欧人的始居地至今未有定论，大致可以认为在东欧、南俄、西亚和中亚这些区域之间。确切可考的最早印欧人为何，至今也无定论，因为当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印欧部落姗姗进入历史舞台之时，在三大洲交接处早已兴盛多时的各文明主人都是闪含人或达罗毗图人等。安纳托里亚地区赫梯人的重新发现将印欧人的历史大大前推了一段，但仍显太晚；直至近世对丝绸之路上重新发现的吐火罗语的研究获得较大进展，学者们才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语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印欧人。
　
　　现在的欧洲固然是印欧语的天下，然而远古并非如此，至少欧洲西部和南部的远古居民不是说印欧语的，例如西欧的巴斯克人就是古代欧洲非印欧语人的遗裔，而南部的伊比利亚和亚平宁乃至巴尔干地区在凯尔特人、罗马人和希腊人迁入之前也都生活着说非印欧语的居民。这充分表明，原始印欧人绝不是欧洲的土著，而是本来位于欧洲东部或东方，後来才向西迁徙的。因此，最早的印欧人是生活在比後来更靠东的地方，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西亚两河流域的先进文明，从而激励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吐火罗语的原始性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为了在文献记载上找到最早出现吐火罗人的踪迹，学者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著名伊朗学家英国人亨宁（W.B.Henning）提出，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上多次提到的“库提人”（Guti/Kuti）很可能就是後来的吐火罗人，亨宁从语言学上进行论证，将一些库提语专有名词与吐火罗语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相邻的东方有一个库提人的兄弟部族“图克里”（Tukri），这正是“吐火罗”、“敦煌”等名称在语音上的对应，而“库提”则可以对应属于吐火罗人的“龟兹”、“月氏”等名称。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则和伊凡诺夫由亨宁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作了这样的推断：早在公元前三千～二千纪，原吐火罗语便已经分化为两大互有差异的方言，这两大方言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库提语和图克里语。将公元前三千～二千纪近东的古代民族库提人（包括Kuti和Tukri）跟后代的吐火罗人（他们留传下晚至公元一千纪後期的用两种方言写成的文献材料）等同起来的观点，与吐火罗语比许多其它印欧语言更具古老性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吐火罗语从原始印欧语分离出来的年代应该定在印欧语尚未扩散出其起源地之前和安纳托里亚语分化之后，也就是说，吐火罗语独立的时间最晚在公元前三千纪初，甚至更早。分成两大彼此差异又彼此联系的群体的吐火罗诸部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迁徙，他们经历许多国家，来到中央亚细亚，一路上留下了属于公元五～八世纪的吐火罗语文献。在这样的推断下，吐火罗人在他们经过的地区——从近东、伊朗西部（在这里他们以“库提人”而为人所知）到中央亚细亚（他们最后定居在那里），也就是中亚的广阔区域内——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古代伊朗和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正可以发现，在伊朗和中国之间远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一条商路，而这条商路的主人，也就是在古代长期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正是最早的印欧人——吐火罗人。

T.V.加姆克列利则 & Vjac.Vs.伊凡诺夫，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2.吐火罗与大夏
吐火罗与大夏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二　　　　　　　　　　　　　　　　　 cinason
　
　　“吐火罗”人（Tochari）最早确切出现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其中记载：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罗为首的塞人部落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灭掉了当地的希腊化王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就是吐火罗的译音。“大夏”在汉语文献中出现得很早，先秦时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并提，也是一个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如果亨宁的假说成立，那么此时出现在中国西北部的“禺知”和“大夏”正是从近东迁来的兄弟部族“库提”和“图克里”。
　　
　　由于吐火罗人到达中央亚细亚的时间远早于另一支印欧人——雅利安人，因此，原始印欧人同原始汉藏人的接触最早主要是通过吐火罗人与华夏人的交流来实现的。根据以蒲立本为代表的一些汉学家对上古汉语与上古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汉语中有若干词汇系来源于印欧语（主要是吐火罗语），如“蜜”、“犬”、“剑”、“昆仑”/“祁连”以及“乾坤”的“乾”等等。将这些词汇带入汉语的，正是活动于上古东西方商路上的大夏人和禺知人，大夏与中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春秋时代（齐桓公曾远征大夏），稍後西迁；禺知则发展为强大的月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中亚到中原之间的玉石贸易。
　　
　　“大夏”後来再次出现在中国史籍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被张骞称为“大夏”的那个区域在西方文献中叫做“巴克特里亚”，到了贵霜、嚈哒及突厥人入侵之时，便通称为“吐火罗斯坦”了。

王欣：吐火罗之名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3.雅利安与伊朗
雅利安与伊朗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三　　　　　　　　　　　　　　　　　 cinason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印欧人中发生了著名的雅利安人大迁徙，这次迁徙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夏末商初。雅利安人与吐火罗人基本上没有太多密切的关系，两者属于印欧语中不同的两大语组（Satem与Centum），吐火罗人虽然後来的地理位置在雅利安人的东边，但由于它远早于後者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来，因此吐火罗人的语言反倒更接近西部的印欧人如拉丁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雅利安人在语言上大致对应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雅利安”（Aryan）是其自称，意为“高贵的”，盖因雅利安人迁入之地本为达罗毗图人所有，雅利安人在征服他们之後，便以“高贵者”自居。
　
　　此次迁徙主要分两个大方向，向南的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达罗毗图人，是为印度－雅利安人；向西南的一支进入伊朗高原，征服了亚述人和埃兰人，是为伊朗－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并带去了他们的原始宗教——婆罗门教，後来发展为印度教；伊朗－雅利安人则分为两支，西支为米底人和波斯人，分别进入伊朗高原西北部和西南部，东支通称为东伊朗人，主要进入伊朗高原东部和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後来成为波斯国教的祆教最先即是由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创立于东伊朗。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米底人首先崛起，推翻了亚述人的霸权；不久波斯代兴，居鲁士二世于前六世纪後期统一了整个伊朗高原，建立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强大的波斯帝国；与之相对，东伊朗人则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更喜欢城邦自治的形式，像花拉子模（火寻）、索格底亚纳（粟特）和巴克特里亚等都是很古老的城邦国。後来出现的“伊朗”（Iran）这个名称，便是由“雅利安”演变而来，因此最初只是雅利安人一个部落名称的“波斯”远没有“伊朗”的涵盖面广，此外，“伊朗”将东伊朗人也包含在内，尽管两者在历史发展上很早便已分离；不过，这层含义在现代只局限在语言学中（东伊朗语支），而在其他方面，“伊朗”人显然是不能将中亚的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如普什图人、塔吉克人等等）包含在内的。
　
　　虽然同为印欧人，但雅利安人同吐火罗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区别在语言上的明显性也暗示出其在种族、文化上的差异。雅利安人是比较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吐火罗人则因东迁较早而混入不少原始的乌拉尔、阿尔泰和汉藏人的血液，白种特征已不甚明显；雅利安人较早进入定居生活，如印度、波斯等，都建立了较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吐火罗人则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商业，充当着东西交流的媒介。


4.马萨革泰与斯基泰
马萨革泰与斯基泰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四　　　　　　　　　　　　　　　　　 cinason
　
　　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势必会对早已到达中央亚细亚的吐火罗人造成影响，在两者交界的区域，部落人民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混合与重组是相当自然的。本节拟从西方史料的记载出发，结合东方文献，简要分析古代中亚地区与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有关的游牧部落。
　
　　如前所述，雅利安人南迁後，主要转入定居生活，但留在原地（即南俄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继续游牧的部落也不在少数，这些部落纵横驰骋于瀚海绿洲之间，与南方的亲缘民族保持着某种时战时和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称呼，各地是不一样的，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Scythae），波斯人则称其为“萨迦”（Saka），当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上述指称的涵义也不完全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草原之间分布着一个名为“斯基泰”（“萨迦”）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从语言上来看，这些斯基泰人可以认为是与西伊朗人和东伊朗人相对的北伊朗人，即他们说的是雅利安人的语言。但是，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也注意到，在斯基泰人的东方，还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马萨革泰”（Massagetae），马萨革泰人与斯基泰人有近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可以认为他们是与斯基泰人不同的另一个民族，後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入侵中亚时都曾与马萨革泰人作战。
　
　　公元前七世纪後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马萨革泰人因受东方伊塞顿人（Issedone）的压迫，向西迁徙，击败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又将辛梅利安人（Cimmerian）赶往欧洲；追溯源头，伊塞顿人又是迫于阿里玛斯普人（Arimaspea）的压力而西移。关于伊塞顿人，我们将在下节详细分析，此处只需大致指出，这是一个吐火罗－雅利安混合部落；而对于阿里玛斯普人，则因资料缺乏，很难作具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阿里玛斯普”是斯基泰语的名称，意为“一目”，联系到《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记载有一个“一目国”，因此这个民族的存在确有一定的真实性。黄时鉴认为，该族可能是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语部落，对应于前匈奴人，西方则有学者将其比定为中国古史中的猃狁；但无论是“前匈奴”还是“猃狁”，他们都同蒙古高原直至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落有关。分析一下此时的东方，我们发现，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吐火罗部落；当时吐火罗人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周、秦、赵都源出西戎，周人以羌部落为主，但也杂有少许犬戎成分；秦、赵则带有更多的犬戎因子，关于这方面将在後文详析，此处不赘述）。周人和犬戎的关系非常密切，秦人更甚；但进入春秋之後，犬戎便渐渐衰落，诸戎与诸狄进一步入居华夏，後来大部都被中原四周各大国吸收、同化。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曾涉流沙、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可能便是後来伊塞顿人中的吐火罗部，这次远征有可能引起大夏的西迁；又，公元前七世纪後期，秦穆公曾对西戎大肆扩张，服灭八国，此举造成大批戎人向西北方向迁移，其中也可能有犬戎等部落在内。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前述将阿里玛斯普人比定为猃狁的假说，那么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和蒙古高原的汉藏人和阿尔泰人对印欧人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结果是吐火罗人的势力整体上向西北方向退缩，而斯基泰等雅利安人也因这一压力向西移动。此後，吐火罗人的另一支——月氏兴起，成为河西的霸主。
　
　　加富罗夫在《中亚塔吉克人史》中，将“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等同起来，应当说，这一分析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但从地域上来看，两者差别太大，中间还相隔有不少别的部落。不过，从名称上分析，“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的确存在某种关系：“Massa-”是雅利安方言“大”的意思，“Getae”则可以对应“月氏”。如果我们联系到亨宁的假说，那么此处的“Getae”和“月氏”就都可以看成是“古提”（Guti）的对音，即他们与更早的古提/库提人可能存在着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马萨革泰人中存在着吐火罗成分。但是从地域上看，由于夹在属于雅利安人的斯基泰人和吐火罗－雅利安混合的伊塞顿人之间，马萨革泰人不大可能是纯粹的吐火罗人，而又与邻近的斯基泰人习俗相近，因此他们很可能也是雅利安－吐火罗混合部落。


5.月氏、乌孙与塞种
月氏、乌孙与塞种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五　　　　　　　　　　　　　　　　　 cinason
　
　　汉文史籍中的“月氏”，更早的形式为“禺知”、“禺氏”等，是一个很久以来就活跃于中国西北的民族。根据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月氏语很可能是吐火罗语的一种方言，因此，将月氏视为亨宁假说中的古提人东迁到中央亚细亚的後裔之一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推测。月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大，从天山中部一直延伸到贺兰山甚至黄土高原，但它的核心则在河西地区。林梅村提出，月氏的故乡应当在天山北麓东段的巴里坤草原，从游牧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不过，月氏同许多吐火罗人部落一样，也不仅仅是游牧民族，而是过着一种筑城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生活。很可能，河西一带本来是一些小的吐火罗城邦，月氏人向东扩张征服了他们，于是月氏人的中心也移到了河西。月氏人在河西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中有很多都能用吐火罗语去解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证实月氏人原先是属于吐火罗人的一支。昭武城是月氏在河西的故都，“昭武”其实就是“张掖”的异译，两者都是吐火罗语“王都、京城”之意。“姑臧”是武威/凉州的旧称，也出自吐火罗语，它与同属吐火罗人城邦的“高昌”可能是同源词，高昌的主人姑师/车师的得名也可能与此有关。“敦煌”，在更早的史籍如《山海经》中写作“敦薨”，正是“大夏”/“吐火罗”的异译。“祁连”/“昆仑”，经林梅村考证，原来也是吐火罗语，意为“天”，它的原型与同属Centum语组的拉丁语的“天”Caelum非常相似。
　
　　说到月氏，就不得不提及乌孙。乌孙本来与月氏一道，都在“敦煌、祁连间”游牧，但乌孙的势力似乎不及月氏大，并且原来可能还附属于月氏。据蒲立本的看法，乌孙语可能也是一种吐火罗语，因此乌孙人原先也是吐火罗人的一支。乌孙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西戎中的“允姓之戎”，秦穆公所灭西戎八国中的“乌氏”可能也与之有关，联系到西戎中的吐火罗成分，蒲立本的看法显然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西戎中有斯基泰成分或者说操雅利安语的部落——在当时雅利安人的最东端大概也就在天山中部一线，因此将月氏和乌孙归入伊朗语部落似乎不大合情理，不过乌孙的居地更偏西，可能已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相邻，故而其杂有雅利安血统也并非没有可能，史载乌孙于西域诸族中欧罗巴人种特征最明显，也可作一旁证。
　
　　匈奴兴起後，击败月氏，月氏西逃，仓卒间将乌孙击破，乌孙在匈奴扶植下恢复後，发动复仇之战，彻底击破月氏，月氏西迁，引发了原居天山北麓西段至哈萨克草原的塞种部落的大迁徙；这个塞种部落，实则正可以大致对应西方史料中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由四个较大的部落组成，以阿息（Asii）部落为首（伯恩斯坦认为“阿息”就是“乌孙”，伊塞顿实乃以乌孙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其他为加兹亚尼（Gasiani）、吐火罗（Tochari）和萨卡劳利（Sacarauli），阿息和加兹亚尼分别与乌孙和月氏同源，都属吐火罗部落，而Tochari则更是毫无疑义的吐火罗人，因此，伊塞顿部落联盟中实际上只有萨卡劳利可能是属于斯基泰即操伊朗语的部落，其他则都是吐火罗部落。不过，塞种部落虽然由吐火罗部落占统治地位，但其组成中可能更大多数是操雅利安即伊朗语的萨迦（斯基泰）人部落（如萨卡劳利部落），而塔里木盆地西部曾经大部是塞种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和田、疏勒一带发现的“塞语”多被认为属伊朗语。


6.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六　　　　　　　　　　　　　　　　　 cinason
　
　　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此处不拟详细讨论各种假说，仅就与吐火罗有关的一些材料稍作探究。
　
　　匈奴的兴起是在战国末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事情，此前出现的“匈奴”字样一般认为是误文或後人追述，不能表明其时已有匈奴存在。在匈奴兴起之前，中国北方的整体形势，如《史记》所说，乃是“东胡强而月氏盛”，燕将秦开曾大破东胡，但相对于匈奴来说，东胡仍足够强大；而月氏更甚，从头曼曾将冒顿送往月氏处作人质可以推测，匈奴很可能一度附属于月氏，甚或匈奴原本就是月氏的一个属部，後来才渐渐独立。
　
　　华夏与匈奴接触时，匈奴已经到达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秦汉时的中原人都以为匈奴是发源于鄂尔多斯，其实不然。从多方面材料综合来看，匈奴的主体最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西北，那一带是阿尔泰人的发祥地，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诸族的起源地，今人多主张匈奴应属一种前突厥人，正与此相符；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说明在秦汉以前，匈奴本位于中国西北；“开题”之名令人联想到亨宁假说中的“库提”，如两者确有关系，则匈奴在南下入黄河流域之前便已与吐火罗人有所接触。
　
　　在匈奴的主体南下以前，河套、陕甘宁北部地区本为吐火罗部落所居。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马方”、“龙方”、“卢方”等部落名，这些可能都与吐火罗人有关，马方对应于後来的义渠，龙方对应于後来焉耆的龙部落，卢方则与卢水胡有关。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又名昆夷、混夷、浑邪，汉语的“犬，狗”正来源于吐火罗语，犬戎部落属于吐火罗人尚可从比较语言学上找到其他证据。犬戎後在秦及猃狁的打击下衰落，馀部一部分东迁为狄国（犬、狼、狄，实为一种），後被赵国所灭；一部分为月氏所吸收，当匈奴征服月氏後，在河西主要设有“浑邪王”和“休屠王”，其中浑邪（昆邪）即当为从前月氏属下的犬戎/昆夷部落。

　　犬戎之外，又有义渠。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义渠曾经是秦国的劲敌，秦国软硬兼施，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始最终灭掉义渠，义渠的馀部多北融入匈奴，其地被秦置北地、上郡，今陕西宜川本名义川，正是义渠故地之一。义渠人实行火葬，与氐羌同；义渠国中有一个地名为“郁郅”（後与陈汤一同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甘延寿便是郁郅人），很可能与“禺知”/“月氏”有关，这也暗示着义渠的吐火罗成分。当义渠国亡後，有一些义渠人留在原地（主要是北地），逐渐汉化，後来还参加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例如曾为汉丞相的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而贺之祖父名昆邪（浑邪），似乎也可以暗示其祖上的吐火罗特征；又，奉霍光之命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也是义渠人，而他曾多次出使吐火罗人的大宛、龟兹和楼兰等国，似乎也暗示他的出身与吐火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秦所灭戎国中，除义渠、大荔、乌氏等以外，还有一个朐衍，朐衍馀部可能与犬戎一样，先投奔月氏，活动于月氏东北部，後亦融入匈奴，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其地名有居延川、居延海等，居延塞则成为後来汉击匈奴的战略要地。
　
　　匈奴主体从蒙古高原西部南下後，在西面吸收了浑邪、义渠等吐火罗部落，东面则接受了不少因受燕赵压迫北徙的北狄和东胡部落如代、林胡、楼烦、山戎等，逐渐开始强大，因此与河西霸主月氏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最终，在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主体西迁中亚。依照惯例，除大月氏、小月氏外，必然还有一部分原月氏部落加入了匈奴，除前面提到的浑邪之外，後来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也是其中之一，卢水胡不是月氏的王族，但仍在匈奴国中居于重要地位——至十六国後期，出于卢水胡的沮渠氏建立了北凉国。月氏的王族可能与龙部落有关，其主体部分迁居中亚巴克特里亚，但在焉耆尚留下一个支族，焉耆王世为龙姓，後于九世纪中期迫于回鹘人的压力，焉耆的龙部落东迁至河西。
　
　　可以说，匈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以击败月氏作为契机，而後来匈奴的主要活动中心如河套、河西及西域等也都是从前月氏、乌孙及其他吐火罗部落（楼兰、高昌、焉耆、龟兹、大宛、康居等皆是）的聚居地，因此，匈奴对吐火罗文化的吸收定然不少。例如，“祁连”本为吐火罗语的“天”，月氏被匈奴击败後，其故地的“祁连山”落入匈奴之手，久之竟成为匈奴的要地，後来汉夺其地，匈奴人无不叹息，每每哀号：“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生息”，殊不知那本是吐火罗人之地。而匈奴人称“天”为“祁连”/“撑犁”也极可能是从吐火罗人那里继承，这一称呼也传给了後世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等民族，至今蒙古人仍称“天”为“腾格里”。

7.马、鹿、龙、羊、狼之族
马、鹿、龙、羊、狼之族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七　　　　　　　　　　　　　　　　　 cinason
　
　　古代的民族曾普遍经历游牧时期，而游牧民族多以某种动物来标志其族。如突厥人以狼为贵，自称“狼种”，华夏人则自命为“龙种”。
　
　　吐火罗人作为最早游牧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民族，他们的标志最有可能与马有关。一般认为，雅利安人中的斯基泰人是最早的骑马民族，马具及骑射之术也出自他们。但是，从时间上来看，雅利安人进入中央亚细亚要晚于吐火罗人，而驯马的起源更可能是在那里；再则，斯基泰地域的更明显的标志是所谓的“鹿石文化”，从其可知，斯基泰人对鹿更为尊崇。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马方”有可能即与吐火罗人有关——其时殷人尚不可能与斯基泰人接触。
　
　　大概吐火罗人很早即以对马匹的善牧和品种的改良而闻名，因此位居犬戎前沿的秦、赵之祖在其影响之下，也练得一手高超的养马与御马的本领。赵人的祖先造父即以异常出色地为周穆王驾御马车而发迹，受封于山西的赵城，同族的秦人也一并受惠，後来非子也因善牧被封于秦，其嫡支则在犬丘，与犬戎关系更为密切；非子之後为周击犬戎，立下大功，渐渐取得关中之地，因此秦人所受吐火罗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赵氏後来成为晋国大卿，分晋之後，因北与戎狄相接，遂对其大加挞伐，而赵氏本就善牧，地域的影响使其习俗也渐染胡化——赵襄子在灭知伯後，曾漆其头为饮器，此俗不见华夏，却见于斯基泰、月氏、匈奴，据此可以推测，当时赵国已与鄂尔多斯一带的月氏人有所接触，甚至有可能也接受了斯基泰人的一些风俗：由墓葬可知，斯基泰人存在将马带上角装扮成鹿的风俗，这也可折射出其对鹿的崇奉；另一方面，赵氏之後的赵高在秦二世统治期间，曾有“指鹿为马”之举（日语中仍有“马鹿”一词，意为胡说），疑此即与斯基泰人扮马为鹿的习俗有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除受到赵国北方民族的影响外，赵氏自身的戎狄因素也是很值得考虑的。继犬戎之後最强大的西戎部落为义渠，“义渠”之名可能与吐火罗语“马”有关，似也可表明义渠以马著称；而後来作为人质的冒顿逃回匈奴，也正是靠盗取月氏的宝马；凡此种种，说明吐火罗人的确与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月氏人尤其以盛产宝马出名。林梅村认为，汉藏语的“龙”与“马”可能有某种同源关系，尤可能与吐火罗语有关——月氏人将宝马称作“龙”，正是月氏人的西迁，带走了宝马的品种，也带走了月氏人牧养、驯服宝马的专利技术——“豢龙术”，中原人从此与良马绝缘，只在传说中依稀保留着“龙”的故事。直到张骞通西域之後，中原才重新得知大宛的宝马，但此时他们已然忘记，这些“天马”就是他们从前传说中的“龙”。在吐火罗语中，“马”和“龙”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有些吐火罗方言的“神、帝”一词，也与“龙”有关；据此，吐火罗人与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78年在阿富汗西伯尔汗地区出土的一处大型贵霜王室墓葬表明，其中有不少与龙有关的饰物，而它们并非从中原输入。华夏人的圣物也是龙，但华夏人与吐火罗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似乎只能在黄帝部落东来以前，两者各自的龙究竟有何关系已很难推断了。“龙”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象，其起源也各异，东方的“龙”可能与鳄鱼有关，西方的“龙”可能与巨蛇有关，吐火罗人的“龙”则可能与对“马”的崇拜有关。後来属于吐火罗人一支的焉耆人即以“龙部落”为名，焉耆人的首领也被称为“龙王”。
　
　　史载，羌人主牧羊，本为“西戎中之卑贱者”，然则西戎之中当有尊贵者，联系当时情景，犬戎最有可能为其尊者。然而犬戎以犬为贵，似乎与吐火罗人的马崇拜不合。案犬、狗、狼实为一体，本来都是游牧民族羊群的保护者（至今牧人仍有牧羊犬之种），後世的高车、突厥、回鹘等都以狼为尊，似乎可以推测阿尔泰人中突厥语民族早期的崇拜物也是犬、狼；因此，犬戎有可能是吐火罗人与前突厥人的混合民族。周穆王曾伐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可证其确与狼崇拜有关，此处的白鹿则有可能与染入犬戎中的斯基泰因子的鹿崇拜有关；又，蒙古的始祖传说为苍狼与白鹿，可知蒙古核心部落的祖先也与突厥有关，而此处之白鹿则与斯基泰无关，而系出自东胡——兴安岭地区自古即有对鹿之崇拜。


8.贵霜、嚈哒与昭武九姓
贵霜、嚈哒与昭武九姓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八　　　　　　　　　　　　　　　　　 cinason
　
　　月氏西迁，先居于伊犁、楚河流域一带，後在匈奴老上单于时，复为乌孙所破，于是继续南迁，进入锡尔河流域。当以吐火罗人为首的塞人部落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後，月氏在索格底亚纳地区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土著本为东伊朗人，被月氏征服後，王族也易为月氏人，而被统治的广大臣民则是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稍後，月氏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吐火罗人的大夏国，旋又分为五大翕侯长期割据混战，最终，约在公元一世纪中，贵霜翕侯脱颖而出，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贵霜帝国崛起时，西边波斯故地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已经衰落，贵霜遂成为中亚霸主，除占有中亚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之外，又侵占了印度北部，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及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
　
　　约在二世纪中，贵霜内乱，一部分不愿屈服于南面渐染印度传统的王朝的贵霜移民遂向东方故地迁徙，他们取道楼兰、敦煌，进入河西，少数并一直到达洛阳。这些贵霜人由于离开故地河西已逾三百年，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中亚物品来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于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便活跃于中亚与河西之间的商路上，为贵霜及中原人作贸易交流，这在敦煌、楼兰的出土文书中都有证明。这一时期正值东汉末叶，史载灵帝喜好胡物，洛阳一时胡风大盛，此即与贵霜移民的到来颇有关系。在董卓从西凉带去的部队中，除羌胡外，也有不少支胡，即月氏胡，这些月氏人可能是小月氏或卢水胡部落，也可能与贵霜移民有关。例如董卓的女婿牛辅即有手下名支胡赤儿，而出身武威的张绣也有部将名胡车儿（即《三国演义》中盗取典韦双戟、致其战死之人），他们很可能都是月氏人。另有若干支姓高僧在洛阳传播佛教，更有一部分人後来南迁到东晋加入清谈玄佛的行列，这些则肯定是来自中亚贵霜的大月氏人。
　
　　贵霜在四世纪时逐渐衰落，适值被西方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入侵。嚈哒的族源，似乎与东胡有关，蒲立本将其视为西迁的乌桓部落，余太山则将其与西部鲜卑中的乞伏、乙弗联系起来。嚈哒一度役属于柔然，後征服索格底亚纳，并于五世纪时南下击破贵霜，进而西向与萨珊波斯争雄，後于六世纪中叶被突厥与波斯联手灭掉。嚈哒馀部继续存留于吐火罗斯坦，并在後来阿富汗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纪创建的阿富汗国的第一任国王就是出自普什图人的核心阿布达里部落（後改名杜兰尼），而“阿布达里”（Abdelai）正是古代的“嚈哒”（Hephthalitai）。
　
　　自贵霜兴起以来，索格底亚纳一直是由月氏王统治下的粟特诸城邦并立着，在嚈哒入侵期间，诸王不得不暂时屈服，连姓氏也改易为“温”；後当嚈哒人的统治被推翻後，诸王又恢复其姓为“昭武”，意在重提其月氏传统——昭武为月氏在河西故地的都城。中国史籍将其统称为“昭武九姓”，但这只是一种泛指，各书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也未必只有九个邦国，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唐书》）是：康、安、曹、石、米、何、戊地、火寻、史，共计九姓。其中，康国位于今撒马尔汗，是诸国之首领，安国位于布哈拉，石国位于塔什干，火寻则是花拉子模的异译；此外，尚有穆、毕等国。大约迫于嚈哒入侵的压力，昭武九姓国人曾在四、五世纪时大量东移至河西，有许多粟特人聚居于北凉的首都姑臧，北凉的统治者沮渠氏出自卢水胡，双方的接近似乎也可以通过与月氏的亲缘关系来加以解释。北凉国灭于北魏後，姑臧有大量的粟特人被俘，为此粟特王还派特使来觐见太武帝，请求予以归遣。


9.九姓胡、突厥与安史之乱
九姓胡、突厥与安史之乱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九　　　　　　　　　　　　　　　　　 cinason
　
　　昭武九姓的粟特诸城邦是祆教的主要信奉地区，而粟特的商人和武士——统称“九姓胡”则更是闻名于天下。当突厥兴起占据中亚两河流域之後，九姓胡纷纷进入突厥上层，对突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厥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但在建立汗国後不久，开始信仰祆教，史载“突厥事火”，虽然这有可能是突厥本身的固有习俗（突厥实行火葬暗示其有较强的印欧背景），但对拜火之祆教的信仰则是受之于九姓胡。突厥建国初期，尚无文字，此时即通用九姓胡之粟特文，後来後突厥人创立的突厥文字，据研究也是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发明的。在突厥统治中亚期间，九姓胡在突厥国中的地位颇高，由此也因与突厥通婚而产生了大量“杂胡”。唐破突厥後，将其部落人民徙居鄂尔多斯一带，而其中的“六胡州”则主要是九姓胡的聚居区。至八世纪，虽然相隔遥远，中国北方的九姓胡仍然与中亚故地的同族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随着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而加剧。史载九姓胡诸国曾数次向中国请求派兵协助抵抗大食，然而此时的大唐已是有心无力，于是有不少落难的粟特移民东逃，以躲避阿拉伯人的统治——其时大唐的北部本已充满了归降的突厥、契丹、高丽等各类胡人，这对于西来托附的九姓胡来说无疑是一处绝佳的避难之地。
　
　　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之下爆发的安史之乱在唐王朝宫廷政治斗争之外又表现出文化与种族这一巨大冲突的复杂性。应当说，蕃将与内相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激化乃是动乱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满布胡人的北方地区早已潜在进行着的胡化进程却是这次动乱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动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杂胡：安禄山本为康国人，其母为突厥阿史德人，其义父为安国人，故禄山改姓安；史思明则是母为九姓胡，父为突厥（阿史那之“史”，也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国之“史”）。这种杂胡的出身使他们精通多种胡语，有利于多方联络各种胡人势力，从而更加壮大其反叛事业。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就曾多次利用九姓胡的商会来培植、拓展他的势力，提高他在胡人中的声望，近似的文化与种族使得北方胡人内部的认同感在其首领的努力之下更为增强，以至于安史之乱平定半个多世纪後，处于藩镇割据状态的河北幽燕地区仍尊安、史为“二圣”。
　
　　安史之乱同西晋的刘石之乱有不少相同之处（安禄山和刘渊都曾在中央朝廷进行过深入的活动，嗣後再返回胡人地区兴兵举事）。它们其实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叛乱，而是种族与文化上聚集起来的巨大差异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後者开启了“五胡乱华”，形成东晋十六国甚至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前者则开启了中唐以後藩镇割据乃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有所不同的是，刘石之乱导致汉族政权在中国北方无法再立足，因此他们及其他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後来都得到了史家的承认，而安史之乱虽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唐廷後又收复了长安，将叛军局限在河北，因此在名义上唐朝得以在中原再延续下去，实则河北诸镇仍然各自为政，内部也继续承认安、史的正统地位，因其地胡人居于强势。唐朝的中央朝廷也屡次想兴兵讨伐，打破这种分裂局面，但无一成功，一则朝廷被宦官把持，皇权不稳，二则河北自身的向心力也不大——汉化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九世纪的黄巢之乱使这一平衡崩溃，党项、沙陀等都借平乱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源出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唐宋之间中国的走向。
　
　　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别部，薛宗正认为其可能为突厥化的月氏人部落；其首领本姓朱邪，即出自“处月”。沙陀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後来的沙陀人主要有三个部落，称为“沙陀三部”：沙陀、安庆、索葛，其中安庆、索葛都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索葛”的名称更是直接与“索格底亚纳”/“粟特”有关；安庆、索葛部主要由六胡州地区的九姓胡人组成，而沙陀本部则由东迁的处月部组成。在五代时期，我们看到有不少九姓胡的姓氏，如安、米、何、史、石等，这正是沙陀人中有大量九姓胡的表现，这一现象似乎也能佐证沙陀与月氏的关系——九姓胡也与月氏有紧密的联系。五代中，除後梁是由原黄巢叛将朱温建立外，其馀四代的建立都与沙陀有关，其中後唐和後汉的统治者更是地道的沙陀人。史载後唐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太保，实则为十三位义子（案养义子之风从唐初一直流行至宋初，其实本为突厥等胡人之风俗），其中最骁勇者为李存孝，本名则为安敬思，原先正是六胡州的九姓胡，其馀如康君立、安重荣、石敬瑭、史建瑭等，都为昭武九姓胡人；而李克用有绰号名“碧眼胡”，则可证明其仍保留着若干印欧人的体质特征。


10.匈奴石赵与突厥石晋
匈奴石赵与突厥石晋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十　　　　　　　　　　　　　　　　　 cinason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石姓的王朝，一个是十六国时由石勒建立的後赵，一个则是五代时由石敬瑭建立的後晋。前者为羯族，出自匈奴别部；後者自托沙陀，出自突厥别部。这两个“石”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不为人注意，其实，两者都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有关。
　
　　羯人的来源，至今仍不明朗，不过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羯”、“赭石”等与中亚石国（塔什干）有关。据《晋书》的记载，入塞的南匈奴有十九种，其中的羌渠、力羯当与羯人有关，“羌渠”可能即是“康居”的异译，而康居正是月氏西迁的初居地，昭武九姓与康居等一样可能原本就是月氏人内部的部落名。据此，羯人有可能是月氏中的一部，在匈奴征服月氏後，羯人归降，成为匈奴别部。羯人以“高鼻深目多须”著称，这是很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想月氏人的外表应当与此相类，但由于匈奴的兴起，汉人极少同月氏人直接接触，因此在汉文史料中看不到对西迁前月氏人容貌的描述，而其对匈奴人的容貌则未有显著的议论，以此推知匈奴本部的种族当非白种，而与中原人相差不大。可以参证的是与月氏人近似的乌孙人，汉人对它感觉到的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似乎说明西迁之前的月氏人也当与之相近，同属欧罗巴人种。石勒的继承者石虎字季龙，按照北朝胡人常将其本名（胡名）作为汉名的字的惯例，石氏羯人似乎与“龙”关系密切，而如前所述，月氏人也是崇“龙”的民族。羯人与月氏的关系还可以从宗教上发现证据。史载，当冉闵欲专国政之前，石虎的旧部曾计划刺杀冉闵，他们率领三千甲士“伏于胡天”，此处的“胡天”，正是火祆教所崇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因此，羯人的宗教本为火祆教，而火祆教此前从未传入过中原，也不见于匈奴，故其只能是羯人在归降匈奴之前的固有宗教。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宗教信仰，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但从大月氏西迁中亚後很快便接受火祆教这一现象来看，原先月氏人中很可能已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羯人即其中之一。又，长期研究中亚七河流域塞人遗存的苏联学者伯恩斯坦提出，七河流域很可能是原始火祆教的起源地之一，那么从地域上看，月氏、乌孙等吐火罗部落中亦存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传统史家多将後唐、後晋、後汉皆称为沙陀人的王朝，其实，後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并非沙陀人，而是随沙陀本部东迁的中亚九姓胡，从其姓氏来看，当同石勒一样，亦出自石国（塔什干），岑仲勉早就指出此点（《隋唐史》），惜至今未引起重视。不过虽然统治者为九姓胡的石国人，後晋在整个国家特点上确实与前後两个沙陀人的王朝没有多少不同，都是沙陀与九姓胡人相结合的政权，汉人的势力虽也不小，但毕竟不占统治地位，不过，汉化的趋势却是与日俱增，汉人将领的权力也逐渐加大，到後汉末，出身沙陀军人的汉人郭威逐渐得势，掌握了政权，建立後周，汉人才又夺回对中原的统治权，然而，燕云十六州却已经被石敬瑭割给契丹人，华北的门户从此大大洞开了。到了辽宋对峙的时代，昭武九姓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不过，“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北宋的毕昇，似乎竟然是一个来自昭武九姓中的毕国胡人，而导致这一发明产生的直接动因，则很可能与摩尼教的传播有关，不过，cinason的这一猜想过于武断，目前尚无坚实之证据，其证实或证伪只有等待更新的发现了（参见：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
　
　　与吐火罗人有关的札记，暂记于此，请方家指正。

畏友余太山先生继1992年出版《塞种史研究》一书之后，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就塞种前史进行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篇：一、《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二、《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对于这些论文涉及的种种复杂问题我素无研究，实在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余氏写作意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对我国上古若干部族的来源和迁徒的考证，说明印欧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争议颇大而且长期被视为禁区的领域，而且作者将此与聚讼纷坛的吐火罗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自然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兹拟根据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感想，并向余氏和读者诸君请教。余氏考证所得具体结论是否都确凿无疑，我无力作出判断，而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聊供余氏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而已。

　　余氏的研究是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开始的。现在不少学者都把这一“大夏”比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西汉使臣张骞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征服。但这种看法很早就受到质疑。众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是来自锡尔河彼岸的游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从对音看，Tochari可以与“大夏”勘同。因此，“大夏”与“吐火罗”应该是同一名称。已故著名民族史学者王静如（1903－1990）教授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力作《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就是这样主张的。直到最近，日本学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2卷撰写的《月氏及其迁徒》一章里，仍然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被吐火罗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与月氏无关，而“大夏”正是吐火罗的译写。我国学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论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余氏赞同这种说法，在上述论文中再次进行了论证。我认为：将“大夏”与“吐火罗”联系起来，从对音上看是有根据的，从逻辑上看也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将月氏比定为吐火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仍与大月氏有关。”月氏可能与塞人、斯基泰人一样，是一个说东伊朗语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说吐火罗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月氏（以及乌孙）可能都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在这里，吐火罗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响。也可能月民人里的吐火罗成分后来逐渐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六十年代以来对吐火罗语和欧亚大陆历史、考古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

　　余氏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如《左传》等多有记载，与陶唐氏有关。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征服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原居晋南（晋南的大夏之虚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后来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于斯特拉波所记之Asii，余氏早已论证其为允姓之戎，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乌孙。斯特拉波所记之Gasiani，余氏以为就是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西迁的有虞氏，其祖为颛顼，始居若水，后迁穷桑，取代少昊，至舜始率所部自鲁北迁晋南。后一支北迁，发展为月氏；另一支经河西亦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中亚史上著名的贵霜帝国也是由西迁有虞氏建立的。塞种为印度欧罗巴人，故以上允姓之戎、陶唐氏和有虞氏都可能属印欧人，在我国古史中均可归入黄帝系统。余氏的这些考证出入于古文献与甲骨金文，既淹博又谨严，其最大的贡献是肯定了印欧语各族在开创中国古代的伟大文明中功不可没。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创者一开始在种族和文化的构成方面就呈现出多元性，这对于丰富多彩、具有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以为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不过，这里似乎有几个问题还可以研究，下面扼要谈一谈。

　　余氏以“塞种”一名来概括中国古代的印欧语各族，与这一名称的通常含义不大一样。阿喀美尼朝（Achaemenids）波斯人所说的Sakā是指生活于其北方的游牧人，毫无疑问说东伊朗语，就这一部族的族属关系而言，与古代希腊和印度记载的Sakā、汉文史料的“塞种”，以及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相似。作为印度—伊朗人的一支，其起源地据现代学者研究，可以在东欧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追寻。分析原始印度—伊朗人（雅利安人）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联系，表明雅利安语很可能源出欧洲，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以东。语言学家经常提到芬兰—乌戈尔语中有外来的雅利安语借词，正说明原始印度—伊朗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祖先必定有过密切接触。塞种的祖先是由南俄逐渐东迁，经里海以东的草原地区和咸海一带，进入中国新疆等西北地区以及阿尔泰地区的。而按余氏的说法，塞种应该起源于中国，曾是组成华夏民族的重要成员。当然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还牵涉到印度—伊朗人起源和迁徙、分布的时间，希望今后的发现和研究能为余氏的假说提供更多的证明。

　　我个人以为，华夏族在上古就与印度—伊朗人有过接触，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如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所出文物中，有一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更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的特征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梅维恒（Victor H. Mair）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可能源于古伊朗语的magus，因此这两个人像可能与塞种有联系。饶宗颐先生认为与此╋同形的符号，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拉夫(Halaf)陶器上的符号，且不止一见。另在同属哈拉夫时期的女神肩膀上也刻有这个符号，西方一般称为Meltese Cross，出土地点在今伊拉克北部的阿尔帕契亚（Arpechiyah）。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所以，正如日知先生所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不必东起长安、洛阳，也不必止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自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来，继之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西文化、文明不断相互往来，相互交流，未尝间断，关系非常密切。远在这些东西方的大城市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但是，印欧人与中原华族接触，看来首先要通过西北（特别是今新疆）和北方边疆地区；如果说他们直接参与（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分子之一，那么现已发现和确认的他们留下的遗迹似乎还太少了一。当然，也可能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现今中国境内形成的。比如印度学者A.K.Narain先生就主张：

　　月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国中亚地区，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后迁出他们故乡的。有些“最初的”印欧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离开家乡，他们包括像赫梯人和说centum语言的其他民族。这些运动覆盖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我们必须基于自然和人文事实，把这些过徙具体分成几批和几个阶段。这些西迁的“最初的”印欧人——在他们都是说。centum语言的人的意义上，扰乱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欧人，他们都说satem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波”的印欧人。他们总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之西。这些“第二波”的印欧人包括各种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后者又包括Cimmerian、古波斯铭刻和印度资料里的塞人、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后来的塞种、Sarmatians和其亲属部族……考古学正开始确认这个已从历史以及传说为人所知的过程。无疑，在详细叙述”最初的”和“第二波”的印欧人的运动之前，还要做许多工作，并需要预先作出一些假说。

　　据悉Narain先生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并正在为此撰写一部专著。我以为余氏的上述论文正是依据汉文史料作出的假说之一，并且可以补正Narain在汉文资料运用方面的阙失。当然余氏的观点只是与他的看法在某些方面略有近似，两者并不相同，这是不用多说的。

　　上面的引文中涉及了印欧语系的centum和satem分类问题，这在研究中国古代印欧人时颇为重要。因为所谓“印度欧罗巴人”虽与人种有关，但首先是个用于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塞人的语言是伊朗语，属sa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言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发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杨希枚先生与美国人类学家C.S.Coon先生曾认为殷墟发现的大量头骨中有两个为高加索类型，但对此尚有争议。今后对殷墟遗骨进行遗传基因研究，或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安志敏先生则认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

　　近来林梅村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吐火罗人的起源进行探考。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初接触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以至更早就已开始，青铜剑在商代传人中国北方草原和巴蜀地区以及在周代传入中原应该与印欧人特别是吐火罗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吐火罗人的活动中心之一；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其王族应是龙族，可能就是殷墟卜辞多次提到的龙方，等等。在其新作《吐火罗神祗考》里，主张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ňakte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的na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语na-sa-at-tiys，意为“双马神”[中文一般称为“双马童”，《摩诃婆罗多》中无种与怖军的父亲神]，本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新疆天山、内蒙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正是由吐火罗人制作或在其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看法颇引人注目。当然，由于我们对印欧语词汇的语源探索刚刚起步，此类词源考证还不免带有一些猜测的色彩。

　　综上所述，我比较同意蒲立本（E.G.Pulleyblank）先生的下述说法：“我们可以认为印欧人之向东方伸展，出现于今中国境内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即使人们坚持印欧人的欧洲起源说，他们在公元前二千纪的末尾部分即商代文明出现之时，应该已经在那里了”。与上述西方学者和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取径不同，我国有些史学家也以独特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如认为西域之大夏即中原的大夏，有虞氏为月氏之前身等。不过以往对汉文资料的挖掘都不深入，余氏有鉴于此，对错综复杂的汉文记载作了一番梳理，得出陶唐氏、有虞氏和少昊氏都可能与说吐火罗语的部族联系起来的结论，可谓独辟蹊径。究竟是耶非耶，现在还不必匆忙作出回答，但至少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与余氏的假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1908－1967）教授提出的另一假说。他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Nara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亨宁肯定Guti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s人之间的关系。Tukris末尾的噬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地从东面和南面邻接Gun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n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三千纪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旧过着游牧生活，是即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n（kuc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前苏联语言学家T.V.Gamkrelidze和Vjac.Vs Ivanov两位先生看到此文后深受启发，他们发展了亨宁之说，进一步论证公元前三千年前吐火罗人已经居住在近东。吐火罗语与“古欧洲”方言（包括凯尔特-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组成的语言联盟（Sprachbund），共同从近东的故乡迁往中亚的广阔地区，并继续东进。在此过程中，说吐火罗语的部族与欧亚大陆各个语系的语言都发生接触，最后在中国新疆留下了属于公元5-10世纪的文献。这两种假说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吐火罗人历史悠久，分布地区曾极为广阔，有过多次迁徙的历史。这些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吐火罗人在欧亚大陆留下很深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到达西伯利亚和蒙古，阿尔泰语系诸族也曾从其语言中吸收了不少词汇。如已故英国学者Gerard Clauson爵士认为巴泽雷克墓葬的墓主不是斯基泰人，而是吐火罗-月氏人；早期突厥语里的印欧语借词往往不是来自粟特语或其他伊朗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原始吐火罗语的“猴”（焉耆语mkow-，龟兹语moko-）moko可能来自汉语“母猴”、“沐猴”、“猕猴”等词，而汉语又可能来自原始彝语的myok+ko。这说明吐火罗人在早期与汉藏语诸族也有语言接触，他们的踪迹不仅出现于黄河流域，而且可能到达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随着语言学和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这方面或许还会有新的突破。

　　二

　　西方学人近年来对吐火罗人起源和迁徙问题的关注，是与关于印欧人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密切相关的。下面联系吐火罗问题，很简单地谈一下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研究的新动态。

　　自19世纪以来，印欧语学者不断尝试寻找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时的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印欧语故乡”（Urheirmat）。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认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欧语是梵语，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视为印欧语的发祥地。以后，又有人将亚洲其他地区看作印欧语的摇篮。英国人R.G.Latham首先提出印欧语应发源于欧洲的看法。以后经多年研究，虽仍有人主张印欧母语起源于亚洲，但多数学者已经倾向于欧洲起源说了。

　　确定印欧人原住地，比较语言学家多采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谓语言古生物学，就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各语族语言的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语，并进而详细分析这种母语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从而探讨使用这种母语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Paul Thieme教授的说法，印欧语“鲑鱼”一词是原始印欧人发祥地的有力证明。这种鱼来自南大西洋，成郡结队地游进注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河流里，至今还以其原始意义存在于俄国、波罗的海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根据共同日耳曼语lax和波罗的语laszisz，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laks。吐火罗语有lax一词，泛指一般的鱼类。但在印度—伊朗语里，情况有些不同，如梵语laksa的意思是“巨量”或“万”，这说明有“鲑鱼”或“鲑鱼群”之义的词在移入印度的印欧人忘记这种鱼之后，意义有了变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数量或密度著称的事物的名称表示很大数量的类似的例子，如埃及圣书字以蝌蚪表示“万”，汉语以“蚁”表示大量，伊朗语的“万”植根于“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欧人的聚集地应是北日耳曼一带，也就是中欧和东欧偏北的地方。

　　但是，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在在探寻印欧语故乡时，除了语言古生物学，还广泛采用比较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学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V.G.Childe（1892－1957）先生就指出了乌克兰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可能是印欧人的故乡。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Marija Gimbutas女士提出了著名的“库尔干”（Kurgan）理论。她在1956年首先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以至西伯利亚叶尼塞地区，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2500年间的半游牧文化。这种文化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采用竖式墓坑，饲养马匹，也已有了农耕，其社会组织是层级式的，实行父权制。库尔干文化即原始印欧人的文化，其扩散和渗入各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前4300—4200年； 2）公元前3700－3500年；3）公元前3l00－2900年，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第一阶段的原始印欧人来自伏尔加河草原；第二阶段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文化更为先进；第三阶段又来自伏尔加草原。而在库尔干文化之前，欧洲还存在一种古老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3000年间），属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其居民说的不是印欧语。在有关印欧语和印欧人发祥地的各种假说中，库尔干或南俄草原起源说是影响较大的。六十年代时她曾说原始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中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迁，与此相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瓮文化。

　　至八十年代，在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研究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说。T.V.Gamkrelidze和V.V.Ivanov主要依据语言资料，主张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近东。按照这个新理论，原始印欧人是在公元前5000一4000年生活在东安纳托里亚、南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与说原始闪语、原始卡尔特维里语的各族为邻，可能和哈拉夫文化有关。1984年，他们的巨著《印欧语和印欧人》出版，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此书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如语言学家R.H.Robins先生评价说：“应该特别提一下，在印欧语系研究方面，由于苏联学者Gamkrelidze和Ivanov的论著的发表，关于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扩散、结构的理论，有可能发生有深远意义的改变”。稍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Colin爵士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这是一本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历史语言学，从新的角度探讨印欧人起源问题的专著。作者一反过去认为印欧语是由横跨广阔区域的移居游牧民传播的旧说，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逐渐传播，并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语言。他所主张的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安纳托里亚。

　　另一位前苏联东方学家I.M.Diakonoff教授于1982年发表长文，不赞成印欧人起源于中近东的论点，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但他又指出，该地区的动物驯养和农业出现于公元前6000—5000年，应该来自小亚，因此，小亚Çatal-hüyük文化地区可能是当地农民和家畜饲养者的故乡，不过印欧语的传播是始于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而不是始于近东和小亚的。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著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热烈的争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这个讨论一直在继续。考古学家J.P.Mallory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专著，坚持乌克兰是印欧语故乡的见解。美国人类学家David Anthony博士根据在乌克兰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Sintashta Petrovka遗址的发掘，提出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二轮马车（Chariot）最早于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语言学家Winfred P. Lehmann教授指出：较之安纳托里亚和欧洲的任何其他地区，南俄更可能是印欧语各分支分布的出发地。因此，原始印欧语可能是由最初的骑马人由南俄向东西方传播的。

　　当然，民族、种族、语言、文化这数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将他们随意联系起来并不明智。已故俄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夫（V.P.Alekseev）院士认为，从远古直到中世纪早期，在新疆一直是欧罗巴人种占优势，其后，蒙古利亚人种东北从蒙古，东南从甘肃进入新疆；即使蒙古利亚人种来到新疆后，在欧蒙混合的特征中，仍是欧罗巴型占优势。韩康信先生则认为，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会早于秦汉时代。至于中亚包括新疆的原始欧洲人种的居民的后裔是什么人，学者中至今并无一致的见解。但是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遗传数据与语言数据存在相关性，种族谱系树与世界语言谱系树相吻合。近年来对史前语言的构拟，语言学家的工作也表明，考古证据、遗传证据和某些语言证据之间有趋同现象。如果我们像L.Cavalli－Sforza教授等遗传学家所倡导的那样，对新疆出土古尸的DNA进行分析，运用分子考古学的新技术，结合现代群体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且对随葬出土遗物如织品、纺锤、车轮、马具等等作跨学科的深入探究，再进而与世界各地发现的其他干尸，如1991年在意大利与奥地利边境发现的距今5200年的“冰人”。俄国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发现的2000～3000年前的古尸等进行比较，将对新疆古代白种人居民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得出新的认识。在这方面，业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最近还有报导，上海自然博物馆与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从5具距今约3200多年的“古哈密人”骨骼个体中，成功地提取了线粒体DNA，并通过PCR技术扩增，获得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片断，有待进一步检验、测序和比较分析。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研究，最终或许能提供证据，把新疆古代的欧罗巴种居民与西亚或欧亚大陆史前期的某种文化（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是Afanasyevo文化）联系起来，还可以进一步提供印欧语散布的线索，从而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吐火罗语、吐火罗人和印欧语、印欧人起源的争论作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1996年春天在美国费城召开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三

　　余氏与上述主题有关的尚有《犬方、鬼方与猃狁、匈奴同源说》一文。该文对卜辞所见“犬方”、“鬼方”作了精细的考证，认为三者为同名异译，其人同源异流；而文献和金文所见“猃狁”或“玁狁”，既可能是其后裔，也可能是三者之外另一支西迁大人的后裔。至于匈奴，其名与“玁狁”得视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夏末北迁的犬人。余氏曾提出印欧亦为印欧人之一支，在本文中又进一步加以论证。其实，匈奴是个组成成分很复杂的部落联盟，自然包括各种种族类型的成员。从考古发现的人骨材料来看，匈奴人具有某种人种混杂的性质，即蒙古人种成分和欧洲人种成分的混合。前苏联学者认为，匈奴的蒙古人种因素可能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洲地区，其欧罗巴人种因素则可以追溯到乌孙时期和更早的塞人时期的影响。此外还有三篇论文：《昆吾考》、《义渠考》和《渠搜考》。此三文搜集资料非常详备，并对这三个古族的渊源一一予以辨考，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以上这些论断都能言之成理，我也无力提出什么补充意见，下面只是稍稍提供一些今后断续研究的线索，或可略省读者翻检之劳。

　　一、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玁狁”（“猃狁”）就是古典作家笔下的Cimmerians，如Haloun先生在其名作《月氏考》中主是说。奥地利著名民族学家Robert von Heine－Geldern（1885－1968）先生也认为，与欧洲的Halstatt文化有关的部族曾在古代大举向东迁移，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游地区、俄罗斯南部和东部及高加索到达中国，即中国史书记载的“玁狁”，也与吐火罗人有关联。W. Samolin先生主张吐火罗-月氏人起源于来自南俄的Chimmerians－Tocharians共同体，“乌孙”亦属之；在其东来和西迁的过程中，又与许多其他部族发生混合，他们到达中国西北地区早于操伊朗语各族。J.Prusek院士则认为“玁狁”是远东的首批骑马者。但据Diakonff研究，Cimmerians不是族称，而是指一个由欧亚草原游牧民组成的、说伊朗语的、机动且骑马的军士群体，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东都找不到可以与斯基泰人相区别的Cimmenans的物质遗存。玁狁是否为骑马民族，史无明文。

　　二、关于匈奴的语言，过去许多认为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或蒙古语），现在仍有学者持此说。伊朗语大家H.W.Bailey（1899－1996）力主匈奴说伊朗语，似乎并非不可能。但匈牙利学者L.Ligeti院士首先指出匈奴人很可能使用一种属古西伯利亚（Palaeo－Siberian）语的语言，如叶尼塞语组（Yeniseyan group）的Arin，Asan，Kettish，Kottish或与匈奴语接近。蒲立本教授依据汉文史料记载的匈奴语词，对这一假说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的名作《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的附录《匈奴语》一文已由潘云悟教授和我译为汉文，已由中华书局刊行。当然，这一假说是建立在语言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尚待其他方面的证据尤其是考古学证据来进行验证。匈奴人与吐火罗人之间的语言接触也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博学无比的俄国汉学家S.Starostin先生主张上述叶尼塞语属汉藏语系，并与北高加索诸语有亲缘关系，组成汉—高加索（Sino-Caucasian）语系，而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他还从事原始阿尔泰语的重建工作，把突厥、蒙古、通古斯、日本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包括在内。他的学说在我国国内还没有人作系统的介绍和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说古西伯利亚语（或称古亚细亚语）的民族在远东上古史上可能起过重要作用，如我国黄河流域北面应有古亚细亚语各族分布地区，大约至公元前一千年中期（距今约3000年时），古亚细亚语为原始阿尔泰语所取代，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对此早有研究，凌纯声先生在三十年代即已指出：在上古时代，“我们可以说，周民族以东，自中国沿海岸，经朝鲜半岛直达亚洲极东北一带所居的许多民族，非但很有关系，也许是同一民族，这个民族，既非东胡，亦非通古斯，他们是属于古亚洲族”。

　　三、《昆吾考》中曾涉及“锟珸宝剑”和“火浣布”。所谓昆吾切玉刀等，依B.Laufer博士的研究，指的是金刚石刻刀（diamond point）。“昆吾”很可能原为古代四川出产的一种坚石的名称，后被借用来指经西域南海两道输入的金刚石。“火浣布”即石棉布，是一种矿物制品，现已为人所共知。对这两种名物，张永言先生近来有详尽研究，见其《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年代》，可以参考。

　　四、余氏在《义渠考》中认为“义渠”与“允姓之戎”同源，绝非羌族，颇有说服力。但最近郑张尚芳先生对“义渠”作了解释，值得注意。他指出：“义”古音ngal，相当于藏文ngar即“强大”或“威猛”；“渠”古音gs=gja，相当于藏文rgja，义为“大”、“汉族”。“大”一义与汉语“渠”、“巨”相同，而rgja不但用以称汉族，也用以称农区藏族。如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有嘉戎语地区，“嘉戎”（rgja-rong）意为“汉民的谷地农区”，亦即被视为汉人。据甘肃南部考古发现，寺洼文化有火葬遗迹。夏孟先生曾指出：“姚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氏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氏羌中有些部族确曾实行火葬制”。事实上在今云南藏缅语族诸族如怒族、拉枯族、纳西族、彝族和哈尼族中，仍流行这一葬俗。至于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葬俗，根据考古资料和《吠陀》、《阿维斯塔》，火葬和尸体葬两者都存在。有的历史学家推断古西羌人是藏缅语各族的先民。语言学家则从藏缅语分布面广的关系词中确定年代久远的同源词，将其中的文化词同黄河上游等地区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民族学资料相对照，从中观察藏缅语族群的史前文化。藏缅族群在未分化前和分化初期还使用的共同原始藏缅语，时间跨度大约为距今5000至3000年，也可能还要早一些。因此，似乎也可以认为“义渠”等与藏缅语族群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说，是否有当，尚待探讨。

　　四

　　我们知道，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向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方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族、藏族是与北方群体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新疆古代居民的变迁情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那里的是说Burushaski语的族群（现今尚有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居于Hunza，其语言与周边任何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约四千多年前，印欧语各族逐渐迁入，首先进入者可能说吐火罗语，其时尚无说原始突厥语的族群渗人。但随着印欧语族群向东发展，他们与阿尔泰语言各族发生了接触。至于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人，他们肤色较白，鼻梁较高，眼眶较深，发色和肤色较浅，具有一些白种人的特征，但从遗传特征分析，仍属蒙古人种，只是其中融合了一部分白种人的血缘。维吾尔族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突厥语游牧部族，在其迁徙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新疆南部、北部的印欧语族群，吸收了蒙古、汉、藏等民族的成分，逐步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古人类学资料也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及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属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诸族、南岛语系诸族和苗瑶语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goloid Anstraloid hybrid forms）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好像可以肯定。现在余氏的研究又将印欧语系诸族考虑在内，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至今还是悬案，但从历史角度审视，操阿尔泰语的各族早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及其邻近地区，因此这也是古代中国民族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阿尔泰语系这一概念能够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阿尔泰语共同体已在蒙古高原分裂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满—通古斯语部族可能产生于外贝加尔东部地区，后又迁至黑龙江流域。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阿尔泰语各族与汉藏语各族以及吐火罗人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总之，通过DNA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逐步弄清楚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遗传距离，也可以推知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在语言的亲缘关系的研究方面，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汉语究竟从何而来？可否把汉语视为一个复杂的语言同盟，认为汉语是由各种不同成分聚合而成？汉藏语与印欧语之间是否存在发生学关系…等等。最近，George Van Driem规教授把汉语归入藏缅语系的Sino—Bodic语组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吐火罗语专家D.A.Ringe博士把数学方法引人历史语言学研究，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们也应该仔细研究一番。这些都是新的动向，借此机会在这里略提一下。我希望在此新的学术背景之下，来认识余氏对中国古代欧罗巴族群的历史文献学研究，质之余氏和读者诸君，未知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