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在塔里木盆地边缘逐步推进，贯通南北的交通支线畅行无阻，龟兹于阗道正是其中之一。该通道开凿时间很早，且绵延久远，用途广泛，在军事上使用频率尤其高。19世纪末以来，凯里、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大谷光瑞和斯坦因、特林克勒、黄文弼、安博特等中外学者对其分别展开了地理探险与文物考古方面的科学考察。机缘巧合，最近阿拉尔千年墓葬群、面积庞大生活区及大量相关物品陡然出现，成为佐证该条古道的有力证据，本文论证正好由此生发。
关键词：丝绸之路  和田河  龟兹于阗道  昆岗  欧罗巴人种


依据前人研究，一百多万年前，塔里木盆地并无沙漠，而是河湖众多，植物繁茂的绿洲，今天戈壁、绿洲、与山岭间经常能发现贝壳和鱼类等化石即是佐证。二十五万年前，尤其是自第四纪冰川之后，处于中纬度大陆腹地的塔里木盆地，北有天山阻隔，水汽来源极少，昆仑山和青藏高原横卧其南，暖湿空气不易流入。由于气候渐趋干燥，河湖干涸，植被变稀，风沙渐多，大约一万年前，沙漠逐渐形成。但直到汉唐时期，其面积并不像今天如此广阔无垠，水源也较充足，河面宽阔，植被良好，禽兽众多。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塔河流域傍水聚居的人群，建立了大小不同的城邦或部落，而后相继统一于闻名中外的于阗[①]、疏勒[②]、龟兹[③]、高昌等城郭之国（请注意：当时国的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殊不相类），丝绸之路则在大漠边缘逐步推进。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自然条件比现在好得多，稳定的居民群体形成部族或部落关系，贯通南北的交通线畅行无阻，“龟兹于阗道”就处于这一区域。


凡是精通西域史或中西交通史的人，基本熟悉龟兹于阗道的大致走向与位置，只是全面审视和详尽论述该路段者寥若晨星，从而影响到某些相关课题的研究进程。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近发现的一些墓葬与文物，探讨其具体行进情形。不过，限于学识和见闻，难免挂一漏万，尚祁方家指正。


昆仑山冰雪融化的水流，灌注大地，形成适于人类生息的绿洲环境。沿和田河、克里雅河北上的龟兹于阗道两大动脉——和阗道与克里雅道，自古以来就是沟通塔克拉玛干南北的捷径，使处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端的几个绿洲城邦遥相呼应。《汉书·西域传》载：克里雅河一带“（扜弥[④]）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和田河一带“（于阗）北与姑墨接”；反过来，由北向南则是渭干河一带“（龟兹）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接”。大体说来，东北方向，起点应为龟兹故城，通过今库车、新和，沙雅、阿拉尔，越和田河或穿克里雅河，南行数日至于阗或扜弥，而龟兹一度凭借其通道南下迫扜弥称臣纳贡。西北方向，在两汉时期，龟兹西南有姑墨，大致位置在今天温宿、阿克苏一带，通过和阗古道沟通于阗佛国，形成“龟兹—姑墨—于阗道”。《汉书·西域传》载：“姑墨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⑤]，《水经注》载：“入姑墨川水，注之姑墨西北赤沙山，东南流径姑墨国西治，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土出铜及雌黄。”[⑥]即指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的南北通道。需要强调的是，和阗道与克里雅道开凿时间都很早，且绵延久远，下面分别述之。


东汉时期，班超长时间坐镇龟兹，代表中央政府经营西域。当时南道[⑦]扜弥、于阗、莎车与北道龟兹、姑墨，业经龟兹于阗道频繁接触，双方军队来往神速。《魏书•西域传》已把和田河描绘成纵贯大漠、连接南北的大通道。入唐以来，因水草便利，行者渐多，此路成为一条军事要道。《旧唐书·西戎传》载唐军曾借助该便捷通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下于阗，未伤一兵一卒，签订城下之盟：“及阿史那社尔伐龟兹，其王（尉迟）伏阇信大俱，使其子以驼万三百匹馈军。及其旋师，行军长史薛万备请社尔曰：‘今者既破龟兹，国威已振，请因此机，愿以轻骑，羁取于阗之王’。社尔乃遣万备率五十骑抵于阗之国，万备陈国威灵，劝其入见天子，伏阇信于是随万备来朝。”资料证明，薛万备当时驻军为今天沙雅，是率轻骑沿和田河直进于阗。《资治通鉴·唐纪十五》也载贞观廿二年十二月昆丘道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率军破龟兹，翌年即二十三年七月伏阇信随薛万备入朝。唐朝廷统一西域后，南北往来增多，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的交通线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度成为安西大都护府通往于阗的沙河之路，记载逐渐翔实。顺便插一句，吐蕃越过西藏西部进入于阗，通向中亚和南亚的吐蕃—于阗道开通很早、利用程度也很高的交通线路，和阗道因此长期成为唐与吐蕃争控的军防交通线，后文提到的麻扎塔格遗址即有吐蕃文书出土。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安西（龟兹）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⑧]一方面，绕行姑墨一线的“俱毗罗碛、苦井、俱毗罗城、阿悉言城”可看到“龟兹—姑墨—于阗道”在隋唐时代的背影。拨换城约在今温宿附近，东通龟兹，西到疏勒，西北至碎叶，西南达于阗，故常为兵家所必争。汉朝曾在此屯田，以巩固丝绸之路的北道；魏晋时期又名跋禄迦，亟墨；北魏一度被龟兹占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阿史那社尔平龟兹后，中央王朝在此设立姑墨州；中宗景龙二年（708）遭突骑施的进攻，唐将牛师奖等战死其地；斯坦因西域考古曾由拨换城向南进入今阿瓦提县境（时称阿巴德），渡过叶尔羌河向西南至昆岗。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纵贯和阗河行程艰辛，仍然是条捷径，故在军事上使用频率极高。《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阿史那社尔勒兵攻陷于阗坎城而后至计戌河口（和阗河入塔里木河处）即走此道。唐中叶以后与吐蕃对西域的争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该道再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合于阗兵沿河而行进占拔换城。该古道延续时间漫长，宋太宗赵炅时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又从拨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东南经昆岗，三叉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阗大城，约千余里。”18～19世纪，清政府多次使用此道出骑兵平叛，并设台站，据《新疆史志》记载，“库车西南至和田小路：库车城西南六十里过渭干河又三十里至托克苏（今新和）又经沙雅尔（今沙雅）暨阿克苏界草湖（即沙雅草湖）达和阗，共计十二马站”[⑨]。上述引文中的昆岗，学术界通常比定在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汇聚为塔里木河的阿拉尔附近。从库车到新和再到沙雅有著名的龟兹古城、柘厥关、阿奢理贰寺，而沙雅至阿拉尔最近出现了多个面积庞大的墓葬区、生活区及大量物品。


综合目前发现，可以初步断定：墓葬时间前后不一，人类活动群体庞大，而且延续时间漫长。其中一个古墓区铺设在距四周地面约两层楼高的土台上，宽三十米左右，呈南北方向延伸，长近二百余米。不少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的被削尖木棍缠绕棺木周围，隐隐昭示着远古先民的精神信仰。墓地所见成人骨骸非常高大，棺木特长，其中一具棺木外径长二点八米、内径长二点六五米，外径宽一点二米、内径宽七十公分，板厚二十五公分。所见头发全为金黄，颧骨高耸，脸型偏长，呈现欧罗巴人种的诸种特征，而婴儿尸骸众多，显然是医疗水平低下导致存活率不高。所有棺木皆无底座，且男女上下合葬不在少数，屈肢葬又成为主导类型，显然是伊斯兰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前。


墓葬区附近古河道遗迹宛然，部分河床已被流沙掩埋，按方位推算属于古和田河故道。墓葬向北走约百米处有一干涸的湖，湖底距地面有十余米深，湖底沙丘还有些潮湿，四处泛起白色盐碱，湖边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十公分左右高的干枯的芦苇短茬，西南方向是进水口，水是从古河道岔口流入湖内，古墓所在高台正好处于古河道与湖中间的三角冲积平原上。墓区不远的干枯胡杨林面积特别庞大，村庄颇有规则，约有六十户人家，羊圈粪便历历在目。


墓葬区、生活区及其附近地域现陆续发现石器、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料珠、毡布、丝绸、毛线绳（“∞”字型），而且炼铜与炼铁遗址面积庞大，碎陶片、铜渣、铁渣在某些地方满地都是，说明先民在此生活的区域庞大，而且文明程度颇高。居住区墙壁由胳膊粗的胡杨整齐地竖排插在地上，后用羊粪、碎草与泥土拌和糊就，居住区发现了兽骨、鱼骨、木炭及尖顶毡帽，手工缝制毡帽针脚均匀，里层用布衬垫，衬层中有少量马鬃，还有长长护耳。同时还发现了果树树枝、种子，不明种类动物的毛与粪便，通过以上物品的发现，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居住条件简陋，以畜牧、捕鱼为主，同时还兼种少量粮食作物，为典型的绿洲定居之农耕民族，兼有狩猎文化的生活习俗。


依照《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横渡大沙漠与和阗河”章，黄文弼曾从沙雅南行经阿拉尔考古。当他经红柳林，越过塔里木河渡口，看到了河岸胡桐（胡杨）密织的森林地带，觅见红底黑花陶片，红泥滩间有烽火遗渣、铁块、灶灰土，推断古时塔里木河岸必有居民。并在相距不是太远的地方发现古代大道痕迹，考察了一个唐时防守之地，发现了作为唐代遗物的粉红色陶片，只是没有找到建筑遗迹[⑩]。机缘巧合，最近阿拉尔邻近沙雅区域陡然出现大量佐证先民活动的有力证据，与相关文献记载紧密结合隐隐吻合了王国维先生所谓的“二重证据法”[11]。


徐松《西域水道记》中说：“（和阗河）东北与葱岭河（叶尔羌河）合……阿克苏河从北来注之。又东,克勒底雅河（克里雅河）从南来注之。又东过布古斯孔郭尔郭境,北为额尔勾河。又东过沙雅尔城南。”[12]依此而论，“布古斯孔郭尔郭”当在今天阿拉尔境内，《西域水道记》注解“孔郭尔郭”为回语（维吾尔语），野果名，“布古斯”为腹，整体借以比喻该地富饶美丽，或许正缘于此后来维语引申为绿岛。它的地理位置在额里齐城（今和田市区）东北五百余里，额尔勾河（塔里木河）南岸，而它的东北面又是当时仍隶属库车的沙雅尔城。“额尔勾”则为准语（蒙古语）[13]，意为河流汇聚洄抱，（按：今阿拉尔与和静蒙古自治县阿拉尔旧城，同为蒙古语，意为汇聚融合。与北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阿拉山口同义，只是一为山岭交合，一为河流汇聚）。清《河源纪略》对此有具体描述：“河水发源回部之西陲，始见于喀什塔什吉布察克诸山，即葱岭也。有二源，其西源为喀什噶尔河，其西南源为叶尔羌河。河水又一源出和阗南山，北流为和阗河。三源既合，有阿克苏河自北来会。河水东行经大戈壁北，为布古斯孔郭尔郭地，亦名塔里木河”，再东行会库车河、海都河等，最终“入罗布淖尔而伏”[14]。1775年测制的《大清一统舆图》，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及阿克苏河四河汇合处汇在今阿拉尔地区，汇合处中间为一小岛，与《河源纪略》很相吻合。由此而来，今天的阿拉尔就是清代所指的布古斯孔郭尔郭，同时也是唐代所指的昆岗。赤河为今喀什噶尔河，当时还能流入塔里木河；思浑河指喀什噶尔河与阿克苏河等汇聚成塔里木河的河口地带；《太平寰宇记》所提到的“三叉戍”在今天和田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汇聚的农一师十六团附近。


前文提到的神山在赤河西南，墨玉县境内，今名麻扎塔格山（《宋史•于阗志》称之为通圣山），位于阔什拉什以北和田河之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座庞大山体，东西走向，长约100千米，宽约2～8千米；南高北底，相对高度100～400米。山体邻近和田河东向部位，有红白两个山嘴，红者在南，白者在北，俗称红白山。红山嘴上有一戍堡，时代上限不晚于东汉，下限约在公元11～12世纪。依据史料记载，昆岗（阿拉尔）至和田共有六个戍堡，而该戍堡为此路镇守和管理中心。麻扎塔克遗址中，曾出土过不少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大历通宝”，清“乾隆通宝”，以及喀喇汗王朝时期钱币；近代斯坦因、黄文弼等学者考察时发现寺庙（宗教战争遗物）、房基、烽燧，出土了唐代文书、吐蕃文书；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此不断发现大批文物，包括于阗文、藏文、古维吾尔文、阿拉伯文以及汉文文书；直到现代，和田、墨玉档案资料中都有关于它的生动记载。从地理位置上看，应是塔里木盆地和阗道南北捷径的交通要冲，故唐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塔里木盆地，驻军于麻扎塔格，扼南北交通咽喉。咸泊，故址约在和田河下游，后人比定在麻扎塔格以南喀拉喀什河西岸的图孜勒克乌塔克，近年曾出土古代旅人遗失的喀喇汗王朝铜币及乾隆年制紫砂壶。疏树，不可确指，故址在今和田河沿岸，其地已近墨玉县绿洲边缘。清《西域图志》指出：“神山、睢阳、咸泊及疏树，当在今波斯汤托郭喇克至勒沁托海南北千余里之间。”


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上的冰川，是比较稳定的水源，发源于昆仑山的玉龙喀什河与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喀拉喀什河，在阔什拉什汇成全长1127公里的和田河，故《西域水道记》说：“其河（和阗河）二源,西源曰哈喇哈什河（喀拉喀什河即墨玉河）,东源曰玉陇哈什河（玉龙喀什河即白玉河）”[15]。在历史的进程中，以两河绿洲为基地的于阗国，水利资源非常丰富，凭此有利条件统一昆仑北麓诸邻邦，成为闻名于世的西域大邦。此前史书亦有记载，《汉书·西城传》载：“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曰盐泽者也”。《周书·异域传》说得更加详细：（于阗）“城东甘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俱北流，同会于计戌”。城东二十里之大河即今之玉龙喀什河，城西十五里之大河即喀拉喀什河。


历代中央王朝将西域视同内地，治理过程中开发和利用了许多重要的交通要道，尽管近世学者总称“丝绸之路”，并约定俗成被人们广泛使用，但当时各个具体交通线或以山川、或凭城镇、或因行军路线得名。今人固然对其经济、文化业绩赞许有加，当时却主要服务于中央政府经略西域政治与军事大业，而这构成了探讨中西交通的精神前提。不过古代除军事行动常走这条路线外，史载的多系僧侣足迹，北魏至北宋期间佛教徒常走此路，故有许多佛教遗址。八世纪初，龟兹至于阗无需绕道，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又安西（龟兹）南去于阗国二千余里”。八世纪中叶，僧人悟空则反其道而行之，由于阗前往龟兹，《悟空入竺记》载：“（悟空）渐届疏勒（一名沙勒），……留住五月。次至于阗（亦云于遁或云豁丹），……延住三月。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次据瑟德城……次至安西。”反映宋初佛僧西行情况的墩煌写本《西天路竟》称：“割鹿国（姑墨）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阗国。”与此相关的《宋史·天竺传》记载，以行勤为首的157人僧侣代表团往印度求经，即行此道。宋代王继业西去天竺可能也经此道，因他在《西域行程》中说：“入伊吴（吾）、高昌、焉耆、手（于）阗、疏勒、大石诸国”，而《宋史·外国传》又记述了王贵赴于阗国北通圣山取宝的神话故事。


此道沿途水草不绝，龟兹于阗商旅行人从未绝迹，特别是赶牲畜上路，更令人感到方便而常行。清末编纂的《新疆图志》曾对这条通道作如下记述：“城北四十里素巴尔明，三百一十里阔什拉什阑干东北可通库车七百四十里抵温宿新卡，接温宿南境之路”[16]。因为当地居民取道于此往来南北，光绪二十六年又不断有和田商贩于途被劫毙命，引起地方政府强力关注，采取相应措施，于哈什拉什设站稽查行人。民国初年，为加强行政管理，发展商务，便利交通，经营又有新的进展，南北行人经常通过此道。杨增新统治新疆后，很快就重视这条绿色走廊，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呈明拟开由库赴和小路以便利交通文》中说：


    查看由库车取道沙雅阿克苏两县所属边境以赴和田捷径一道，系沙漠与草地相间，并无居民，水草尚便，间有缠民牧放牲畜，亦间有土著缠商托运零星货物往来其间。惟沿途并无客店，行旅均需露宿，是以冒险来往者不多。现拟将此路设法疏通，当经委令和田县知事陈继善逐段履勘。兹据呈称自库车起程由小路二十二日即抵和城，较之大道之遇远，车马之劳顿，可省途程不止一半，便利实多。一面调查沿途戈壁有水之处，尚可开渠垦荒，此路一通，不待十年，附近村庄可期繁庶。计自和城起至阿克苏河口止一千一百二十余里，又自阿克苏河口起至库车南乡止四百余里，拟每七十里安一驴站······增新覆查开通此路，于军务、政务、商务均有裨益，且可开渠垦荒，徙民实边，为振兴实业，巩固国防之至计。[17]


当时为开通龟兹于阗道所拟采取的措施虽然简陋落后，但能及时注视于此并做出决策确有眼光，值得赞赏，至于实施情况如何，现缺资料难作详细说明。当年六月路过库车的谢彬，在《新疆游记》中曾有一段话言及此道：“库车有间道，逾沙漠，南通于阗，马行十日可达”，温宿“南行六日达于阗”。行程时间虽难说准确，但当时路途畅通应说可信，可惜经行此道者，缺乏文字记载流传。至十年以后，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行考察，才为我们记下这段路程经过情形：


次日至柯什流洗，为和田河亦名子里河入塔里木河处。子里河为和田河入塔里木河旧河床，在其西尚有有一新河名阿尔对雅，现已干涸无水……在子里河西岸丛树林中有一小道，为库车、沙雅、阿克苏人至和田之径路，初为商贩所行，后经修筑，沿河设站掘井，近已成为官商往来大道。


可能在杨增新主持下，当日对这条南北通道曾作修筑，故能如上述初具规模。黄文弼先生于三月三十一日离开沙雅县，自四月一日上路，沿途详细考察，五月六日抵和田。


1946年后，国民政府对此交通线曾作探索，沿途设有兵站，据勘查路线全长790公里。“由阿克苏至和田之交汇处，均可通行大车，由此交汇点至霍什拉克一段，多沿和田河之西岸行走，甚少居民与房舍”。“春夏秋三季仅能通行驼马，至冬季沙滩冻结，河水干涸，沿河床行走之西岸行走无异……由霍什拉克南行分两道，一通墨玉，一通和田。司马瓦提有直达洛浦之道路”。1949年12月，为了尽快稳定和田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步兵五师十五团奉命火速进驻和田，5日从阿克苏出发，通过这条小道经十八天急行军，踏平瀚海千倾浪，于22日驰抵和田古城。[18]50年代后，由于各方面建设的需要，曾不断对和田河进行勘查。1960年初，为解决南北疆的交通问题，库和公路正式兴工，工程计划从南北两端推进，南端从墨玉开始，已修150余公里，抵麻扎塔格以南约20公里，后工程长期中止，有八九处路面被河水冲坏。1984年自治区农业区划委员会和科委组织的和田河考察队，经过综合考察，在报告中特别提出，治理和保护和田河下游走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重修此公路之议又起。报告中指出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国防意义：通过这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可以把昆仑山北坡经济区与天山南北麓两个经济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沿“和田河下游走廊至库车，比绕道喀什近550公里，比绕道巴楚近350公里”。如今沿和田河的第二条沙漠公路阿和（阿拉尔—和田）公路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同时正在修建阿塔（阿克苏—塔里木即阿拉尔）公路、库阿（库车—新和—沙雅—阿拉尔）公路，无疑是对源远流长龟兹于阗道的一次历史性呼应。值得注意的是，沿途文物古迹众多，如何切实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实行传统向现实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巨大挑战。


近现代意义对和田河古河道的科学考察始于19世纪末，开始均属地理探险性质。据《新疆探察史》载，1885年5月间，英属印度政府在孟买的民政官凯里和他的突厥语翻译达格列什（此人一再鼓吹与新疆开展贸易）从和田出发，沿河北上，至子里转东，经库车、库尔勒到焉耆，而且他们在麻扎塔格攫取了大量文物。同年9月5日～10月16日，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入和田河顺流而下旅行并加以考察，至子里北上阿克苏[19]。1895年4月10日～6月21日，瑞典斯文·赫定为了验证普尔热瓦尔斯基地图上标出的和田河西岸麻扎塔格山和巴楚喀什噶尔河南岸的麻扎塔格山是否为同一山系，从麦盖提莱利克东进入沙漠，纵穿塔克拉玛干西部沙漠向和田河行进，由于向导有误，结果严重缺水，几乎九死一生，得救于和田河。一般认为，他遇救的地点在洛浦卡哈拉北和田河一水池。他由此顺和田河而下，北至阿克苏。[20]据他《亚洲腹地旅行记》载，他们当时被困在麻扎塔格一带，就不断见到沿河来往的南北行人：


五月九日“突然间我望见一队百只驴子的旅行团，装载着许多布袋，自南而北，从和田向亚克苏走”。“我坐起来，望见带白头巾的三个商人······一天之前他们在从亚克苏到和田的路上”。


五月十二日“我们在河槽中看见一团从亚克苏往南行的旅行队，看来好像是和田的四个商人似的”。


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崛贤雄与渡边哲信从和田到阿克苏，沿途考察了和田河。[21]


1908年4月～5月，英国斯坦因拉开了和田河考古的序幕，他从和田北上，经麻扎塔格到阿克苏，在麻扎塔格发掘了唐代寺院、戍堡和烽燧。1913年10月25日～11月间，他又从图木舒克出发，沿路考察至麻扎塔格，旨在勘测二者距离，然后逆河而上到和田。[22]德国考古学家特林克勒接踵而至，他从和田到麻扎塔格考察[23]。1914年4月11日～29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队员黄文弼从库车经沙雅、阿拉尔，一路考察到和田河末流子里，又南下麻扎塔格，在和田河东源玉龙喀什河（白玉河）某地向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策勒羊达胡都克村。[24]1930年4月～1931年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方成员安博特和诺林从阿克苏至和田，详细勘测了和田河[25]。


上述探险和考察中，斯坦因和安博特所绘和田河地图最为详细。依据他们的实测地图，和田河末流在距塔里木河约60公里处牙洛悟司孔分叉，一条东北流向塔里木河，称“瑚玛喇克河（沙河）”或“子里河”，斯坦因做过勘测；另一条西北流向又折向东北汇入叶尔羌河，称“鹅河”，安博特做过测量。


综上所述，此道的交通线应从约特干遗址沿玉龙喀什河北上，略东经阿克斯比尔古城，又向北经热瓦克佛寺遗址、阔什拉什沿和田河北行，经麻扎塔格北至阿拉尔古渡口，再北抵阿克苏、温宿或沙雅、新和、库车与天山南路相接。和田河走向古今相同，然其中下游河道经常东西摆动，所以沿和田河的交通线只能说基本相近。

龟兹于阗道除和田河径流形成的穿越塔克拉玛干的绿色走廊外，还有和田河东面的克里雅河绿色走廊。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位置偏东，与和田河平行北上，在古代甚至与塔里木河会合，由此形成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扜弥变迁史。


“扜弥”在今于田境内，民国初年遍历新疆的谢彬说：出于阗县城行6里到伯什托和拉克庄，“……一出庄口，即入沙窝。……道北数里沙梁子，有破城子，即古拘弥城，基址甚广，土人常于其间掘得泥佛、铜章与绿宝石等物。”[26]《汉书·西域传》载：“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扜弥”与“龟兹”、“姑墨”南北遥遥相对，而它在《史记•大宛列传》是以“扞罙”之名现身，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释云：“扞罙，国名也，音污弥二音。……拘音俱，弥即罙也，则拘弥与扞弥是一也，”因此拘弥与扞弥本是一地。《后汉书•西域传》说它之所以称作“宁弥”是因为“居宁弥域”：“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并引《续汉书》说：“宁弥国王本名拘弥”，可知拘弥实即国王之名。扜弥在三国属魏，后很快并入于阗，《新唐书·地理志》：“有宁弥故城，一曰达德力城，曰汗弥国，曰拘弥城。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于阗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北与姑墨接。”[27]（建）德力城以山川为名，得名于建德力河，城应在河旁，历史悄然发生了巧妙转换，此时唐时连于阗都不称国而叫毗沙都督府（贞观二十三年置毗沙州）[28]，拘弥城仅是引述前代之名。拘弥城距于阗王城大致都是“三百九十里”为历代多数文献确认的里程数据。建德力河学术界普遍比定为今克里雅河，据需要强调的是，克里雅河下游这条绿色走廊，汉代已经成为交通捷径，往南还是进入西藏甚至外藩通道[29]。《汉书·西域传》载：“初，貮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如果没有克里雅道这条捷径，李广利显然难以由扜弥和龟兹迅即接触并把赖丹带回京师。


古代克里雅河上游截流引水者少，而大量向下游输送，流程很长，可能与和阗河东北方向支流会合于沙雅以南，其所形成的绿色走廊，也就能把大漠两侧连接起来。克里雅河交通线大致是从老达玛沟北扜弥故址北行，经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至沙雅草湖抵库车。《新疆图志》对这段路程记载翔实：


城北四十里博斯坦，五十里帖瓦额黑勒，六十里麻扎，五十五里塔卡哈，五十里卡斯坎，六十里密沙奈，四十五里毕阑干，五十里玉汪昆，四十五里啊克恰特，四十里塔什肯，四十五里和什卡瓦什提，五十里托巴克威力根，四十里辟恰里克，五十里玉吉格多得多克，五十五里博斯坦托和拉克，四十五里窝托奇，四十里昆木库多克，四十五里吉格德多库多克，四十里克恰什，五十里库木洛克。


这是民间放牧的路线，过此经戈壁沙漠而达沙雅、新和、库车。其引《于阗县乡土志》：“沿河有草，土人资以畜牧”，又载：“自县治北行库车交界九百六十里。……以上并非大路，均系牧户，沿克里雅河逐水草牧放牲畜，每处有井，以下均系沙漠，不能前进，故难再计里数。”克里雅河至库木洛克已没于沙并不及库车南境，说明此河随着于阗绿洲的开发，垦殖事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中上游截流引水，流程已经逐渐缩短。然而，1917年，途径于阗县的财政部特派员谢彬在其《新疆游记》照录上述引文后，则说：“过此则行戈壁，惟站口少有水草，多不足用，约三四日，入沙雅界，渐入佳境。于库商贩，多出是途。”


克里雅河尾闾长年累月冲刷而成的三角洲低地，如今在沙雅县境塔里木河南岸明显地存溜，该三角洲低地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150公里，接近克里雅河干河道末端不远。十九世纪初叶，和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撰《回疆通志》称克里雅河“三百九十里，北流归入大河”。随后徐松著《西域水道记》亦称克里雅河“北流三百里入大河”。追溯该古城的灭绝原因，不外乎人口大量集聚过度开发，超越了绿洲所能负荷的极限，河水流程仍不免日渐缩短，而水资源不足难以维持有效的灌溉所致。1896年1月25日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克里雅河距塔里木河约340公里的野营地出发，于2月21日抵塔里木河南岸。根据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所述当时克里雅河流程仍然比目前为长，在旅途中所遇到的并非都是滚滚黄沙，前段森林、草地、流水不断，后段虽然在连绵的沙丘中进行，但仍有树木，芦苇，直至“最后插进稠密的古林当中”，据2月11日记录，“看出河槽怎样地逐渐缩小了，现在所能看见的只是很疏的几棵白杨树”。当时他所见到的水流消失处，距塔里木河约130公里，2月14日那天“在沙丘间还认得出旧河道的痕迹来。”按照他行程的速度推断，当时克里雅河末端，约距塔里木河100公里处，从干河道的旧迹可以看出，当时克里雅河的流程正在缩短。后来斯坦因从沙雅南行，沿克里雅河，穿越塔克拉玛干已经非常艰险，其收获当然非同寻常。


现克里雅河下游三角洲是当今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最大一块绿洲，1986年10月，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与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组成的联合沙漠考察队考察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克里雅河北上，深入沙漠腹地二百六十三公里。他们对克里雅河水孕育的这条深入大漠的绿色走廊，显示了极大的兴趣，给予很高评价：“维系它们的生态功能，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可为不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开发，保存一条理想的通道和珍贵的基地。”但是克里雅河中下游目前正加速它的摆动和退缩的过程，据联合考察队调查，克里雅河流程仍在缩短，沿河绿色走廊正遭受破坏处于退化状态。“克里雅河下游的干河床长度增加，洪水灌积的时间明显缩短。……二十余年间，洪水流程缩短了十五公里，地下水位降低了三米左右”。


在和田地区南出昆仑、北出瀚海的众多河流中，和田河与克里雅河每当汛期浩浩荡荡，穿越沙漠，奔流向北。沿河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形成蜿蜒曲折的两条绿色走廊，不仅阻挡沙漠扩展，保护生态环境，沟通被大漠阻隔的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而且和田河与克里雅河中下游经常改道，并有支流旁逸斜出，这种动荡不定局势对于横向连贯它们的路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龟兹于阗道除了沿和田河、克里雅河两条纵贯南北的大干线，它们之间还有一些东西走向的岔道。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晋朝名僧法显与慧景、道整等结伴到天竺求法，力尽艰辛，通过白龙堆，经鄯善到乌夷国（今焉耆、和硕）后，向于阗进发，“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也。法显得符行当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为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反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30]按正常路线，他应经龟兹沿和阗河即和田河南下，依据上文其所以避开龟兹直进西南，是因这一带当时流行小乘佛教，对法显这些大乘教徒，并不欢迎，接待甚薄。由于其所走路线并不是完全沿河道而行，穿越沙漠，备历艰辛。历时35天，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于阗，法显应该是沿改道北流后的克里雅河抵达于阗，或者说就像某些古籍昭示的当时克里雅河有一条支脉流向焉耆，构成茫荒小径。


焉耆与于阗直到近代仍有路相通，1930年，斯坦因曾计划“取道喀什，前往于阗，再经于阗赴精绝，向北横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塔里木河，向西（东）至塔盘，再至古楼兰地，考查王莽时由玉门至西域古道”。[31]当时喀什行政长官马绍武、疏附县长金抡、迪化主帅金树仁有关斯坦因从于阗走小路至焉耆的函电往还显示，该道艰辛异常，但物质准备充分仍无关大碍，故予以通行。尽管斯坦因此次行动，遭到古物保管委员会等学术团体激烈反对，并揭发他前三次来华“携去”大量珍贵文物，此次来华又“巧取护照”的事实，一时舆论哗然。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事关国体、国防、国宝，下令取消了斯坦因的护照，勒令出境。但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北魏法显从焉耆向西南斜行到于阗，其路中途亦应与克里雅河之路相合。


龟兹于阗道的大动脉和阗道连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缘，中途从麻扎塔格向西与古董山断续交接，并可以至疏勒，西偏南至莎车，向东可至和田河与克里雅河之间的古代绿洲，与喀拉墩古城及古聚落遗址遥遥相望，进而前往且末、若羌，东北方向可到焉耆、鄯善。这些线路历代商旅不断，并成为重要的军事路线和高僧求法经行之路。当初黄文弼考察于田北面约250千米，斯坦因曾经挖掘的喀拉墩遗址，恰好位于克里雅河流域，与西面和田河流域的麻扎塔格相对，时代属汉至南北朝时期。据王国维考证，精绝国在今尼雅遗址，并为学界所公认，尼雅遗址所出佉卢文简牍记载它与龟兹来往较多。精绝北通龟兹应沿尼雅河至喀拉墩附近与前述路线会合，这印证了古籍关于尼雅河与克里雅河尾闾距离很近并有时相会的记载，就另一条大动脉克里雅道而言自然获得了新的观察视野。依据古籍记载，汉代于阗、扜弥之北，从麻扎塔格—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精绝一线，都有当时人类活动的遗存。近年，发现的新聚落遗址，更证实了这种情况，且使人们相信，上述地点相接甚或有路可通。


《汉书·西域传》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大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接着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以上文字似乎印证了《水经注》关于当时有一条与今天塔里木河并行河道的记载，南北二河正是南北通道的前提条件，南道当途之国为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请注意，波河即循河而行，并非沿岸而行。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时，依据种种迹象推测，和阗河会合尼雅河、克里雅河确实有一支脉流向东北，经喀拉墩遗址，自入罗布淖尔。或许这就是很多古籍记载的串联了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诸多径流的“南河”，后来它们仅仅向北流入塔里木河，南河化为仅供探询的古河道，则为后起之现象。


斯文·赫定一行在和阗以北的沙漠探访，先在和田河流域发现了著名的约特干（被认为是古于阗国国都）、鸽子堂（被认为是《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过的“鼠壤坟”）、麻扎塔格、丹丹乌里克、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喀拉墩。并第一次先沿克里雅河向北，再从老克里雅河三角洲——通古孜巴斯特北行，横渡沙海，直达漠北塔里木河中游的沙雅。老达玛沟北遗址群所出汉文文书表明，已坎城为中心的六城地区与神山堡（麻扎塔格）之间也有路相通。有趣的是克里雅河终点冲刷而成的三角洲低地，面向西南，似在迎纳和田河水。元代马可·波罗至和田以东培因州时，声称“有一条河流横贯全省，河床中蕴藏着丰富的玉石矿”，无疑是指渐趋消失的南河。


和田河，克里雅河滋润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土地，这两条大河孕育的绿色走廊，也充分发挥了生态功能。龟兹于阗之间的绿洲区域经过人类的开发，在丝绸之路上曾兴盛一时，但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环境不断恶化，大片土地沦入瀚海，致使纵穿塔克拉玛干的这两条路，沿途少水草，多流沙，行走极为困难。干旱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一经破坏，再难恢复如前，一座座在沙漠掩埋下的古城废墟，触目惊心。


长期以来，由于河水改道、断流、变咸对绿洲兴衰影响巨大，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该地尽管仍有牧民驱赶畜群，但目前的线路已不同昔日，而两道今均沦为沙漠，其交通线只能依据中外典籍记载与古代遗址分布态势推断论证。由于河流的上游截水，过量的灌溉，使下游生态用水紧缺，加之至今延续的滥砍乱伐现象，使森林草地日益减少，沙丘排列岸边，虎视眈眈，河道正不断退缩，胡杨林带稀疏衰败，沙漠化有明显发展趋势。如何维护发展这两条穿越塔克拉玛干的绿色通道，以便今后在交通运输方面、开发资源方面较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需要我们以战略的眼光，统筹规划，采择措施。就学术而论，龟兹于阗道上人们较少关注，甚至遗忘的和阗道、克里雅道、南河，则需要更多的田野调查的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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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西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


［2］《汉书》[东汉]班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3］《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


［4］《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大唐西域记》[唐]玄奘撰，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6］《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影印辅仁大学丛书1930年版。


［7］《中西交通史》向达著，中华书局，1934年。


［8］《西域地名》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1980年。


［9］《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古西行记选注》杨建新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西域史地文物丛考》马雍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


［12］《丝绸之路史研究》[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13］《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王炳华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余太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5］《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16］《西域考古图记》[英]奥雷尔·斯坦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新疆游记》［民国］谢彬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1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黄文弼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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