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肇羽

　　西域开初是由远古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演化而来的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而外来宗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亚，后来又传入新疆，便与各土著民族文化不断碰撞。在近两千年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中，一面持续接受外来宗教的影响，一面又摄取各民族文化自身的养分，熔铸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既有别于各种外来宗教，又不同于各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而以独具特色的宗教哲学注入了西域思想文化的洪流之中，完成了外来宗教西域化的历史进程。

　　佛教传入中国重筑了普通民众的人生哲学，陶冶了芸芸众生的审美观念，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外来宗教在西域化的历史进程中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从现实层面上讲，西域各种宗教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是教化，意在尊奉一种文化言教，就上层宗教来说，最基本的理论是重机遇、重偶然，强调冲破必然性，跳出宿命论，这包涵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生存意识和自我的内在超越。当今，在新疆范围内各种宗教思想虽然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可是它们的参与精神，它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审美观念，是人们用以审视自然、洞察社会、反省人生的锐利武器，理应受到热情关注。遗憾的是，我们对西域古代各种宗教信仰的教义、特征、情感要素，行为要素、社会组织要素等等宗教自身的内在变动研究始终不足。

　　西域宗教的社会结构尽管在其早期显得相对简单，但它的机制与社会效应，却在发育成熟之后日趋完善，当然其文化思想发展的迟速，影响范围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学术、社会对它的逼迫性改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宗教信徒立身行事、自我更新，乃至弘扬该宗教思想历史使命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幅员辽阔的西域也已经是一个世俗社会，可是当今西域文化遗存最深厚的南疆，民间虔诚的宗教气氛仍然异常浓厚，可以切身体验大型的宗教活动，聆听震撼人心的宗教音乐，亲密接触宗教职业人员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能深切体验西域文明兴衰荣辱的生存境遇，同时世俗与宗教的矛盾无处不在，尽管矛盾中也有和谐。有鉴于此，研究者更应把各种宗教的兴起盛衰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深入论述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玄理思辨，把各种外来宗教的流行视为一种社会思潮，描述思想文化的变迁，论述该思潮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也就是向社会各阶层与文化诸领域广泛浸渍和渗透。

　　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与单纯作观念范畴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大相径庭。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见解难免与习见的观念相距甚远，甚至正好相反，但笔者认为，学术上的见解分歧是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的相互辩证驳难，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必经之途。对于新疆，甚至整个西域宗教研究这样的大课题，更应超越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的局限，以人类文化的总体观念来综览全局，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论争。

　　西域宗教文化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回顾历史，西域宗教文化确实是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展望未来，西域宗教文化又提供了人类社会最高的理想之一。老一辈学者钻研宗教文化，深造有得，平常著书撰文，探颐发微，颇多新解，发人深省的独到之处很多。他们所做课题很有现实意义，其立意构思，发挥了西域宗教文化的若干精粹思想，对未来宗教文化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当今学人如何追求严谨学风，不随波逐流，哗众取宠，不追求轰动效应，但求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也早已提到了新的历史日程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应该有机会进入文化积淀异常浑雄深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享誉世界的塔里木河边缘，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研究世俗与宗教，以及其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关系，可是由于地域限制等原因导致内地许多高层学者望而却步，难以突破自身的局限。就学理而论，必须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既对西域文化史上重要的宗教现象、宗教事件、宗教名人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总结前人对西域的宗教研究，提供全面而且深刻认识新疆，乃至西域宗教源流的系统知识；又希望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展望在新的时代新疆宗教文化的基本走向，开拓西域宗教研究的新前景，对这些问题予以客观和全面的阐述，这既是对以往宗教文化作实事求是的研讨，也是为现实的改革实践，和未来的宗教文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域宗教文化研究必须以宏观的视野，开阔的胸怀，理论的锐气，对新疆，乃至整个西域的宗教作多方面的审视和探讨，把实地考察、文学研究和各种文献资料综合起来，描绘一幅古代西域地区各种宗教文化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使传统的西北史地之学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令人咋舌的西域宗教文化领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西域宗教文化研究中广泛搜集各类史料，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对西域古代宗教文化的很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尽管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同时又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需要独特的研究热情、兴趣、眼光和能力。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笔者欲以自己的研究成为新世纪西域文化研究添加一粒铺路的石子，也希望它能成为未来西域宗教文化研究的一块引玉之砖，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对西域宗教文化方面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一种思想的形成，虽然要以一定的文化形态予以保证，但思想的发展与贡献，除了巩固原初形态的文化真精神，更重要的在于它对社会文化的建构和对人类精神的重塑。在多元并存，全面发展的现代文化架构中，其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作为文化的心理积淀，在往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都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效应。

　　当然，关于西域宗教的文献浩繁，教义理致深奥，充满玄理思辨性格，不是浅尝者所能通解，以往的研究尽管对西域宗教文化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总体来说，只是触及西域宗教文化的表层。理由有三：

　　（1）、每论及宗教，人们总喜欢罗列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这自然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艺术审美价值，但用历史眼光审视，则可能是子虚乌有，因为艺术的激情渲染，不等于历史的理性审视。

　　（2）、探讨了各种宗教的传播与发展问题，及其在不同时代和民族中的布局结构，存亡消长，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新疆，乃至整个西域的本土原始宗教，或者各种外来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文化层面上它是一个与民族共同体密不可分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问题，在最核心处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可惜的是，对于信仰特征、情感要素研究薄弱。

　　（3）、在西域这样一个传统的宗教地区，政治与宗教之间存在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政治影响着宗教，宗教又影响着政治，只有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才能真正找到西域宗教变革的深层底蕴，而要加以研究，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剖析当时国民的宗教态度与政治倾向，不过研究的尴尬恰恰在于，其行为要素、社会组织要素等探讨尚未深入。

　　作为西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被人们作为“迷信”或“鸦片”搁置得太久，那么西域宗教文化构成究竟有哪些基本要素？

　　首先，新疆，甚至整个西域气候干旱，酷暑严寒，高山大漠成为主要景观，生态环境比较恶劣，自古以来又地广人稀，对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落的古代社会，并不是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域，频繁的天灾人祸使普通民众难以远离神鬼护佑，从而成为“下层宗教”泛滥的温床。普通大众的信仰固然难以排除得道升仙的奢望，但他们想把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托付给神灵，尽管无济于事，却让他们的心灵在天地之间找到了可以寄托的地方。其次，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性，这种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故而必须扬善惩恶。虽然普通大众没有文化，但他们有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一种坚定的生活态度，一种恪守职责的信念，一种一心为他人的朴素而善良的意识。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说，实际是肯定了各人的遭遇均缘于自身，宗教故事、仪式、以及观念，由具有规范社会思想行为的世俗方式流播西域诸国，取得社会认同，对于当时西域各种资源相对匮乏的生存空间是有利而无弊。问题在于，建构在神话传说基础上的西域民间俗信宗教，虽然具有系统的神学观念，无法拒绝神灵，以及与人为善信念，但没有为它留下充分的发育空间，普通大众以财物换取神灵的愉悦，极具功利性，其神灵成为满足求财祈福、谋禄延寿、趋利避祸等世俗利益诉求的对象。

　　特定的生存境遇，使西域社会对现有的生存环境极为不满，其上层宗教同样强调对人类最佳生存环境的追求。只是精英知识分子向来生活优裕，沉湎于形而上的玄思冥想，又日久成习，他们深刻洞悉到人生苦难的原因不仅仅是外界的生存竞争，更缘于人类自身“心智”的蒙昧，陷入利害、得失、荣辱、成败、爱恨，以及生死的交战之中不能自拔，导致西域历史进程中争强斗胜，党同伐异，杀人盈野比比皆是，人们无穷的贪欲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为的生存压力，其实是把自我实现混同于外在虚妄的无尽追求，结果迷失了自我，甚至断送了自我，人创造了神明，又受到自身所创造事物的限制，其精神起伏波荡则源于外在追求不稳定。上层宗教高谈性理，正要启发人们认识自我的本来面目，将人的有限精神变成不折不扣的自我意识，从而主宰自身，即做自己的主人，获得自由。其消解人生和社会痛苦根源的法门，不是向外求援，而是向内用功，专在人的思维活动上下功夫，引导人们认识事物的相对性和模糊性，以及追求外在目标的虚幻性，不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西域上层宗教信徒同样强烈感受到了自己在浩瀚宇宙中的卑微与羸弱，迷惘于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痛切于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其高明之处在于把普通大众那物的迷信付诸灵与肉的抗争与拷问，促使人们求得道德自律，精神升华，使思想和行为超越实效性的理性基础，并具有终极人文关怀的始终如一恒定信仰，对于普通民众则崇尚实用的目的与心灵的慰藉并行不悖，显示了一份难得的理解和宽容。西域上层宗教理性诉求着力在甩脱情累，追求内在精神超越，从而张扬直觉，排斥逻辑，标举悟性，贬抑理性，这种充分发挥潜在悟性的启迪智慧方法，对于文化层次不高的普通大众，自然扑溯迷离，幽玄难知，哪怕对过于理性化的上层知识分子也是雾里看花，捉摸不定。

　　缘于“下层谈因果，上层谈性理”的历史文化原因，研究者当然要将下层宗教与上层宗教区别对待，加以深入探讨，重心还必须落脚于玄理思辨。笔者的理论依据在于，西域上层宗教强调了意志对环境的突围，认定至善至美的神灵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要靠自己去亲证。当初一些宗教经典的创造性翻译，也并非生吞活剥，而是借题发挥，不断有意识地广泛撷取各种土著民族文化，寓意于华妙难知，玄奥深解的思辨性格。正是这种创造性、扩容性翻译，注重方法论上的借用，与各民族文化的其他部分趋合补益，演绎为纯粹西域式的，又是大众化的宗教哲学，结果不是外来宗教征服西域，而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进行釜底抽薪的革新，最终达到了创造性的转化。无可否认，后来宗教团体极度膨胀，日趋平民化，全民信教导致信徒素质每况愈下，还有许多起自文盲，名字未识，对经典教义一无所知。与俗浮沉的芸芸众生买椟还珠，将灵肉净化转化成与现实绝对吻合的纯粹感觉，与世偃仰，上层宗教本来具有的超越精神和批判意识在某些地方荡涤殆尽，甚至变成愚弄愚夫愚妇的工具和封建主义的奴婢。然而，如果我们将下层宗教异化堕落，以偏概全地断定为整个西域宗教文化的面貌，就存在一个理论的误区。

　　西域各种宗教的教义、仪式并不一致，但其上层都疏远世俗社会的欲壑难填，强调堪破利害，去除对立贪欲，以坦荡磊落的爱心真诚，高扬内在超越精神，人们通常将其贬斥奚落为唯心主义，与迷信同列。值得强调的是，所谓信仰，就是对某个人、某种主张、或主义、或理论，尤其是超验对象，极度相信和敬仰，以致不求确证即确信为真的认定方式和态度，并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楷模或指南。在这个意义上，对科学的过分迷恋盲从，也是迷信，其间的差别，只是对象的不同。深入一层说，科学凭借物力，宗教膨胀心力，依赖手段迥异，终极目的都是鼓励人们用有限去认知无限，去扩张有限。这正所谓懂宗教的人，把迷信当成宗教；不懂宗教的人，把宗教当成迷信。

　　西域开初是由远古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演化而来的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而外来宗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亚，后来又传入新疆，便与各土著民族文化不断碰撞。在近两千年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中，一面持续接受外来宗教的影响，一面又摄取各民族文化自身的养分，熔铸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既有别于各种外来宗教，又不同于各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而以独具特色的宗教哲学注入了西域思想文化的洪流之中，完成了外来宗教西域化的历史进程。

　　佛教传入中国重筑了普通民众的人生哲学，陶冶了芸芸众生的审美观念，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外来宗教在西域化的历史进程中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从现实层面上讲，西域各种宗教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是教化，意在尊奉一种文化言教，就上层宗教来说，最基本的理论是重机遇、重偶然，强调冲破必然性，跳出宿命论，这包涵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生存意识和自我的内在超越。当今，在新疆范围内各种宗教思想虽然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可是它们的参与精神，它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审美观念，是人们用以审视自然、洞察社会、反省人生的锐利武器，理应受到热情关注。遗憾的是，我们对西域古代各种宗教信仰的教义、特征、情感要素，行为要素、社会组织要素等等宗教自身的内在变动研究始终不足。

　　西域宗教的社会结构尽管在其早期显得相对简单，但它的机制与社会效应，却在发育成熟之后日趋完善，当然其文化思想发展的迟速，影响范围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学术、社会对它的逼迫性改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宗教信徒立身行事、自我更新，乃至弘扬该宗教思想历史使命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幅员辽阔的西域也已经是一个世俗社会，可是当今西域文化遗存最深厚的南疆，民间虔诚的宗教气氛仍然异常浓厚，可以切身体验大型的宗教活动，聆听震撼人心的宗教音乐，亲密接触宗教职业人员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能深切体验西域文明兴衰荣辱的生存境遇，同时世俗与宗教的矛盾无处不在，尽管矛盾中也有和谐。有鉴于此，研究者更应把各种宗教的兴起盛衰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深入论述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玄理思辨，把各种外来宗教的流行视为一种社会思潮，描述思想文化的变迁，论述该思潮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也就是向社会各阶层与文化诸领域广泛浸渍和渗透。

　　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与单纯作观念范畴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大相径庭。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见解难免与习见的观念相距甚远，甚至正好相反，但笔者认为，学术上的见解分歧是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的相互辩证驳难，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必经之途。对于新疆，甚至整个西域宗教研究这样的大课题，更应超越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的局限，以人类文化的总体观念来综览全局，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论争。

　　西域宗教文化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回顾历史，西域宗教文化确实是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展望未来，西域宗教文化又提供了人类社会最高的理想之一。老一辈学者钻研宗教文化，深造有得，平常著书撰文，探颐发微，颇多新解，发人深省的独到之处很多。他们所做课题很有现实意义，其立意构思，发挥了西域宗教文化的若干精粹思想，对未来宗教文化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当今学人如何追求严谨学风，不随波逐流，哗众取宠，不追求轰动效应，但求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也早已提到了新的历史日程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应该有机会进入文化积淀异常浑雄深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享誉世界的塔里木河边缘，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研究世俗与宗教，以及其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关系，可是由于地域限制等原因导致内地许多高层学者望而却步，难以突破自身的局限。就学理而论，必须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既对西域文化史上重要的宗教现象、宗教事件、宗教名人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总结前人对西域的宗教研究，提供全面而且深刻认识新疆，乃至西域宗教源流的系统知识；又希望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展望在新的时代新疆宗教文化的基本走向，开拓西域宗教研究的新前景，对这些问题予以客观和全面的阐述，这既是对以往宗教文化作实事求是的研讨，也是为现实的改革实践，和未来的宗教文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域宗教文化研究必须以宏观的视野，开阔的胸怀，理论的锐气，对新疆，乃至整个西域的宗教作多方面的审视和探讨，把实地考察、文学研究和各种文献资料综合起来，描绘一幅古代西域地区各种宗教文化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使传统的西北史地之学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令人咋舌的西域宗教文化领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西域宗教文化研究中广泛搜集各类史料，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对西域古代宗教文化的很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尽管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同时又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需要独特的研究热情、兴趣、眼光和能力。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笔者欲以自己的研究成为新世纪西域文化研究添加一粒铺路的石子，也希望它能成为未来西域宗教文化研究的一块引玉之砖，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对西域宗教文化方面有更多的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