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地图上，新疆东南部还标示着一个面积约2570平方公里的湖泊——罗布泊。然而，今天只要对新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昔日的湖泊成为一片生命难以存在的雅丹地貌。人们所见之罗布泊全貌，就是美国资源卫星于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被称作“大耳”的图片，正是这幅广为人知的图片向人类宣布，罗布泊已完全干涸。然而，在19世纪末，外国探险家们寻访这里的时候，罗布泊虽不能与古代全盛时期的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相比，却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生活在罗布泊古老岸边的有一个小小的部落，这些人自称“罗布里克人”，讲维吾尔语罗布方言，靠捕鱼为生。他们世代相传，把自己的定居地叫“阿不旦”，含意是“好地方”。当时他们的首领是由清廷任命的五品伯克—昆其康。



    1876～1877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新疆，进行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这次，他的考察重点便是罗布泊地区。他是第一个探访阿不旦，会见昆其康伯克的外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察和测量。他发现，他所抵达的罗布泊实际位置，比自己所携带的《大清一统舆图》竟有纬度一度之差。当时欧洲的中亚地图，主要是根据《大清一统舆图》绘制的，因此普氏认为，必须重新绘制中亚地图，改变罗布泊位置的错误。此论一出，立即在国际地理学界引起注意。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曾七次来过中国、著有地理学巨著《中国》的李希霍芬男爵，对普氏新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普氏考察的并不是真正的罗布泊，而是一个淡水湖沼，即当地居民所称之“琼克”——大涝坝。而真正的罗布泊在此偏西3度的位置。由此，一个跨世纪的、有关罗布泊位置的国际学术界争论拉开了序幕，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谢幕。
    在李希霍芬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相继去世后，他们二人的学生又持续了这场争论，并且成为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是后来以发掘喀拉浩特—内蒙古额济纳黑城而成名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他通过对罗布泊的考察，坚持普氏的观点。而李希霍芬的学生，则是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1896年、1900年，斯文·赫定两次对罗布泊地区进行了考察和测量。他发现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终端湖—喀拉库顺。这个喀拉库顺，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那个淡水湖，而不是古老的罗布泊。斯文·赫定认为，中国地图所标罗布泊位置并没有错，楼兰王国全盛期的那个罗布泊，后来游移到偏西南的喀拉库顺。因此，罗布泊实际上是一个游移的湖。在后一次考察中，楼兰古城的发现，不仅使赫定成为西域探险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也为罗布泊位置之争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作为一个常识，人们都知道，楼兰是伴罗布水域而存在的城市。那么找到了历史上的楼兰，也就等于确定了罗布泊的位置。换句话来说，既然楼兰古城不是位于喀拉库顺，那么，喀拉库顺也必然不是历史上的罗布泊。斯文·赫定还进一步提出，罗布泊的迁徙以1500年为历史周期，并且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罗布泊将离开喀拉库顺，重返楼兰东面的故址。

　

    在这次考察中，斯文·赫定发现当地人把罗布地区的形式独特的土垅，称为“雅丹”，后来斯文·赫定把它引用到自己的地理学著作中，并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和采用，于是一个新的地理学名词——雅丹（YARDANG）出现了。
    1928年2月，斯文·赫定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乌鲁木齐时经过吐鲁番，从常年奔波于库尔勒与吐鲁番一线的两个维吾尔商人那里听到一个消息，塔里木河与孔雀河都回到了罗布荒原的故道。这一消息对于赫定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根据他的理论推测，河流北返这种机遇是千年一见的，而且这也将是验证他的罗布泊是游移湖观点的最佳时机，他盼望着自己能再次踏上罗布荒原。也许命运对斯文·赫定过于关照了，1934年，当他所率考察队在盛世才与马仲英部的战火中煎烤，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时，却意外的获得了一个机会——去罗布泊地区考察。



    1934年4月5日，由10余部连体小船和独木舟组成的船队，随着斯文·赫定一声“出发”的命令，驶离了尉犁县县城的孔雀河码头。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斯文·赫定要做一次沿新河道形成的孔雀河、前往“复活”的罗布泊的远航。在这次漂流考察中，斯文·赫定详细记录了河流改道后孔雀河与罗布泊水域的水文和生态变化，发现了一些古墓葬，而最为重要的是，斯文·赫定圆了他泛舟汉唐盛世时的罗布泊，从水路探访楼兰古国的梦想。由于有了这次航行，罗布泊位置之争开始告一段落，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斯文·赫定关于罗布泊位置的判断和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论点。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有了卫星观测等现代科技手段以后，才重新对游移湖的说法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