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也是中西交通史上一个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到来凝聚着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民族的血汗和共同努力，安西大都护府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安西大都护府是唐的西北政策支点。唐的西北政策又是以丝绸之路为中心或标志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是严峻的西北边疆形势和复杂民族关系的产物，也是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亚欧陆路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体现了上述政策的安西大都护府实际上不过是这种历史趋势和规律的表现而已。我们认为，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客观地评价安西大都护府的功绩和突厥的贡献。
      要评价安西大都护府的功绩，首先要回顾中国与西域的历史关系。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由于匈奴的原因，是不稳定的，曾有“三通三绝”的情况。东汉政府为了稳定西域，每年不得不花费“二亿七千钱”。(宋祈:“然而汉至昭、宣⋯⋯倾府藏于西北，岁二亿七千钱。”)从西汉起到隋朝，经过七百多年的经营，中国与西域的关系才真正确定下来。隋炀帝于大业五年在河西走廊焉支山会见西域27国首领，标志着这种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唐承隋制，也就继承了这种政治关系。从隋朝开始，中国逐步在丝绸之路地域设置郡县州府，将汉以来西域36国的属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内属行政关系，直接地行使主权。如隋朝首先在西域南道和吐谷浑故地(即连接南道的青海路)建置鄯善郡、且末郡、河源郡、西海郡，之后又继续在丝路北道行使行政权，命大将蒋世雄筑伊吾城，企图渐次推广。但因隋末大乱，这项战略未能继续实施。唐在隋朝奠定的政治基础上继续推行这项宏大的西北政策，力图在整个西域行使主权，从而使丝绸之路的建设和丝路贸易的发展由于国家的干预推动，达到繁荣的顶点。
      西突厥自隋朝末年已然崛起，“东起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关以西诸国皆从属之。”[1]统叶护可汗时，其疆域已扩展到整个河中地区，甚至阿姆河以南。也就是说，自玉门关以西丝绸之路的所有道路均已被它控制，所有的绿洲城邦国家都是它的属国。但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国家，它既不是丝路贸易的商品产地国，又不是贸易的集散地。它仅仅是通过“切税商胡”，“督其征赋”，榨取绿洲国家和贸易商队的财富来养活自己。因此它在丝路贸易中的中介地位在某些方面是消极的。西突厥企图以武力控制丝路贸易也是不现实的，最终遭到中国、波斯和西域、中亚绿洲诸国的反对也是必然的。
      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唐朝在高昌设西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第一任都护是乔师望。乔师望死后，由著名的郭孝恪接任。初时兵力仅千人，主管唐朝在西域的前进基地伊、西、庭州军事。显然，安西都护府的设置目的和北庭都护府一样，都是针对西突厥的。它为唐朝大规模、有计划地进军西域、中亚，经营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西突厥王庭原在龟兹北三弥山,约当现在新疆裕勒都斯河谷内。也就是说，西突厥的政治统治中心仍偏重在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统叶护可汗时，西突厥北并铁勒,西扼波斯,南接   宾，“控弦数十万，据旧乌孙之地”[2]。它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向西，统治中心也渐转向西域西部，“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即现在楚河以南、古代碎叶城以西。昭武九姓各中亚国家和伊犁河流域都在其势力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自统叶护可汗起，西突厥诸可汗曾四次向唐朝请婚，但均未成功。西突厥这样迫切地请婚，目的只有一个，即利用中国自西汉以来在西域、中亚的声望以确立自己在丝路地域的统治(包括唐朝的认可)，同时通过和亲之盟，确保自己自北周、北齐以来源源不断的丝绸来源，与波斯、东罗马进行有利的贸易，其政治和经济贸易的目的十分明确。这是西突厥勃兴之始与中国关系的既定国策。如突厥沙钵略可汗致隋文帝的一封信中写道:“皇帝是妇夫，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侄，两境虽殊，情意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车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采，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3]显然这是唐朝不能接受的。唐朝拒婚的用意也很清楚，借此动摇西突厥的统治，以图西域。所以，当“射匮(可汗)悉以礼资送归长安，复遣使贡方物，请赐婚”时，[4]唐太宗直截了当提出条件:“诏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5]统叶护以后，西突厥内部分裂，国内虚耗，先分裂为五础六部落、五弩失毕部落，分据碎叶以东以西，后分裂为北庭、南庭，分居镞曷山西、睢合水北，势不两立。唐朝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形势，支持五弩失毕部及南庭和五础六部及北庭斗争，大大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西突厥内外交困。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等在碎叶水大破阿史那贺鲁叛乱，西突厥遂平。唐高宗接受了以往贞观末年未进行政权建设，仅仅倚重军事据点，以致突有变故，便无法控制的教训，广置羁縻州府，把西域、中亚及西突厥故地置于唐朝的直接行政监护下：“分其部落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属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6]
      安西四镇中的疏勒镇先在贞观九年(635年)设都督府。贞观十四年(640年)破高昌，并设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年)，郭孝恪破焉耆，设焉耆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郭孝恪又破龟兹，设龟兹都督府，将安西都护府西移至龟兹。(一说据《唐会要》卷七十三记载，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为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同年又设碎叶镇、于阗镇。显庆二年(657年)大破西突厥于碎叶水后，不仅于其故地置昆陵、蒙池都护府，而且在原西突厥控制的广大西域天山北路、河中地区昭武九姓国、阿姆河以南，“裂其地以为州县”[7]，“唐之州县极西海矣”。[8]显庆五年(660年)，葱岭以西的西突厥都曼部归降，唐朝派员至该地调查。龙朔元年(661年)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去葱岭以西，筹划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州、县及军府事。移治龟兹后的安西都护府由于管辖地域辽阔，军政地位骤然重要，晋升为安西大都护府。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唐朝重新划分安西、北庭都护管辖区域，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所辖天山北路、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交由北庭都护府管理，安西都护府专力负责南路、葱岭以西地区、以对付吐蕃对丝绸之路的北侵。这一时间顺序可以说明，唐朝内属西域、向中亚推进、控制丝绸之路的战略实施，是从安西都护府建立开始的。安西都护府不仅是实施西进战略的指挥基地，也是建设、管理、保卫丝绸之路的大本营。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及河中、中亚、阿姆河以南建立的强大军事威慑系统，也是唐在该地区的行政系统。唐朝对安西都护府的建立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在西突厥“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画疆界，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掠者，悉括还之。”[9]唐朝授予安西大都护重权：“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制府事。”[10]唐朝在西北边疆驻军达到4.4万人，马0.77万匹，[11]而“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镇之”，“烽戍逻卒，万里相继”，[12]使“西域五十余国，广轮一万余里，城堡清夷，亭候静谧。”[13]这种盛况在丝绸之路史上，也只有大一统的唐和蒙元帝国先后实现过。
      龙朔二年(622年)以后，吐蕃、突骑施曾反复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四镇多次易手。但在安西都护府的领导下，唐朝又一次次恢复了安西四镇，控制着丝绸之路。直到贞元六年(790年)以后，安西四镇才渐次陷落，北庭、安西都护府也失去作用。从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安西都护府为保卫、建设丝绸之路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丝路贸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繁荣顶峰，其伟大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即使在安西都护府消失以后，它所奠定的西北贸易路和丝路贸易的事业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西域长期浴血苦斗中，安西都护府统帅的安西精骑锻炼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安西兵”。安史之乱后，由安西都护府衍生出的“发西行营”奉诏万里赴难，中原平叛。此后“安西行营”率将士转战西北各地抗击吐蕃入侵，战功赫赫。“安西兵”实为唐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关于此问题薛宗正著《安西与北庭》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另外，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即陇右道和羁縻州府的地位。唐朝将新疆东部与甘肃河西交界的伊州(伊吾)、西州(高昌)、庭州(吉木萨尔北之可汗浮图城)并入陇右道，由中央政府派员直接管理，作为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在与突厥、吐蕃争夺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长期、艰苦斗争中，陇右道一直是安西、北庭的后盾。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二庭多次陷于吐蕃重围，势同“飞地”，陇右道、河西道便成为与二庭遥相呼应的西陲第二屏障。肃、代时期，为了应付极其危急的形势，还曾设立“河已西副元帅”，以协调、统一安西、北庭、河西的军事。由此可见，陇右道与安西四镇一起构成了西域内属政策的支点。于阗以西远至中亚、波斯，唐朝并无力内属，但该地仍是丝路贸易的要道。唐的威望远播上述地区，它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为了加强这种关系，唐政府决定给予名义上的州府设置，即设羁縻州府。人们通常认为羁縻州府只是虚设遥领，并无实际意义。这种看法低估了它的作用。羁縻州府广阔地域是屏障大食的军事缓冲地带，其商业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设置羁縻州府说明唐朝极端重视此地，并实际上承担起了保护各国，抵御西突厥、大食侵扰的政治军事责任。事实上，唐朝曾多次出兵履行这种责任。中亚的政治地理十分独特，沙漠绿洲的地理环境使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强大帝国。在大食势力东侵以前，西突厥渐次被唐击溃后，中亚地方处在政治势力真空状态，各小国间经常发生政治经济纠纷，严重影响了丝路的畅通和贸易发展。设置羁縻州府，表明唐决心运用自己的影响维持该地区的秩序，并且明确了各国应对丝绸之路承担的责任。羁縻州府虽不如内属行政关系紧密，但王名远作为册封使者来到中亚、西域各国，严肃代表中国行使行政权，策封被各国接受。此后唐朝一直接受各国象征性的纳贡，各国亦认真接受唐政府领导，一旦有事，往往上表向唐求援。如开元七年安国向唐上表，开元十七年吐火罗国上表，都是为请求派兵抗击大食。由此可见，羁縻州府、陇右道和安西都护府实为唐朝西北政策的三个支点，缺一不可。
      突厥出现于公元5世纪前后，为活动于漠北至中亚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铁勒”之一部。(注: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西突厥主要活动在西域、河中地区、七河流域。从公元6世纪起，直到公元8世纪末，西突厥与中国隋唐政府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给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丝路贸易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史家一般都强调这一点，但却忽视了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因此对它在丝绸之路地域的活动多持全面批评或否定的态度。这种看法似欠公正，况且并不符合古代亚洲腹地复杂多元的历史态势。
      突厥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厥汗国由诸多民族组成。东突厥有奚、契丹、鞑靼、室韦、九姓铁勒、九姓回纥、三姓骨利干、四十拔塞密，西突厥“杂有都陆、弩失毕、歌逻录、处月、处蜜、伊吾等诸种”[14]，此外，还有咽面部、莫贺达干部、都摩支部、薛延陀部、突骑施部、姑苏部等。严格说，突厥汗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而是个地域国家，即以军事力量控制的广大区域。在突厥汗国产生以前，从漠南漠北、蒙古草原到伊犁河流域、天山北路、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诸部林立，小邦互争，没有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维持这一广袤地域的秩序，当然也就没有丝路贸易的保障体系，因此魏晋以后至突厥汗国建立前，这一地域局面混乱。东、西突厥汗国建立后，凭借其军事力量，在各部、各属国设立颉利发、吐屯等监国，征调兵马，督其征赋，“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15]这一广大的地域国家的产生，实际上使中国和西方贸易国家间的广大丝路地域结束了混乱，有了保障体系。尽管中国和突厥为争夺丝绸之路打得你死我活，但似乎丝路贸易从未停止过，不同的只是该地域的贡赋税收变换了主人而已。隋唐政府击败突厥后，等于全盘接受了这一地域国家的政治遗产。安西、北庭都护府，伊、西、府州和羁縻州府的设置，是在突厥汗国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从此，中国与波斯、大食、东罗马帝国等丝路贸易大国有了直接的接触与往来。
      (二)突厥汗国在中国南北朝后期产生后，就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北周书·突厥传》记载，立国之初，突厥即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太祖遣酒泉胡诺磐陀使马，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当时北中国的北齐、北周争相结好突厥。北周“既与和亲，分给缯絮锦彩十万段”，而“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16]到隋建国后，突厥与中国的绢马贸易已经经常化、合法化:“明年(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17]史书也经常记载突厥与隋的贡赐往来:“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帛万三千段。”[18]“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隋书·北狄》。《北史》作“赐物二千段”，误。)《北史·突厥传》记载，像这样的贡赐，到突利可汗时已经进行过370次。(“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突厥还通过和亲之盟，从隋得到大量丝帛:“从处罗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彩袍千具，彩万匹。”[19]突厥与唐也有正式的互市关系:“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事，天子嘉之，引使者梅录啜宴紫宸殿，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20]“其后阅一二岁，(突骑施苏禄)使者纳贽，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突厥又通过和亲之盟和贡赐获得大量的丝帛:“长安三年，遣使者莫贺达干请进女皇太子⋯⋯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贪汗献马千匹，谢许婚，后渥礼其使。”“毗伽可汗妻骨础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封可敦为宾国夫人，岁给粉直二十万。”“统叶护可汗来请婚⋯⋯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约。”“帝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泥孰)吞阿娄拔利泌础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迄至天宝元年，突骑施黑姓可汗还不断遣使通贡，谋取中原丝帛。[21]
      游牧民族的突厥并不是大量丝绢的消费国，突厥从中国得到的巨额丝绢除了少量的用于贵族豪奢消费外，主要通过粟特(即康国 Samarkand)销往东罗马帝国。当时，阻碍突厥与波斯、东罗马直接贸易的柔然和口厌 哒正处在西蒙古地区、伊犁河流域以及葱岭以西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甚至巴克特利亚地区。从西域至里海南岸，南俄草原、吐火罗、南亚的各条贸易路都控制在柔然和口厌 哒的手中。公元522年(北齐天保三年)，土门可汗击败了柔然汗国，创立了突厥汗国。接着“西破口厌 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22]到6世纪中叶终于成为控制丝路贸易的大国。突厥在统一中亚、西域而与柔然、口厌 哒的战争中，得到了波斯和北齐政府的支持。显然他们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突厥人尤其是西突厥积极参与了转口中国丝绢输入波斯、东罗马的贸易事业，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促成贸易活动。如《突厥碑文注》(小野川秀美)曾记载：“朕二十岁时，拔悉密之亦都护成为我种落之民，因不遣队商，我遂出征(IIE25行)。其队商没有来。为质问此事，我遂出征。”[23]从沙畹《西突厥史料》和亨利·玉尔《中国闻见录》的记载分析，西突厥转输华丝的贸易主要由其属国康国擅长商业的粟特人代理经营。《隋书·裴矩传》有一则记载:大业十一年(615年)，“射匮可汗遣其犹子，使率西蕃诸胡朝贡。”这说明突厥人是西蕃胡(粟特商人)商队的组织者、领导者。在粟特人的策划下，西突厥企图打破波斯萨珊王朝居间贸易的独占地位，要求在波斯开辟市场自由销售丝绸。自然，这也意味着与东罗马到波斯采购丝绸的商人直接贸易。西突厥曾两次派出使团(主要是粟特人，如粟特人摩尼亚克)到波斯(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但均被波斯国王库斯佬·阿奴希尔宛严厉拒绝。波斯王甚至烧毁了突厥人倾销的丝绸，毒死突厥使团的人。西突厥遂派摩尼亚克携带大批丝绸出使东罗马帝国(公元568年，北周天和三年，北齐天统三年)与查士本丁尼(Justin)皇帝缔结共同对付波斯的军事同盟。同年，东罗马帝国也派蔡马库斯为首的使团随西突厥使团往突厥汗国的爱克塔山(即今和静县裕勒都斯)、袒逻斯城与室点密可汗会晤，策划对波斯的行动。公元571年，西突厥第二次派出使团至东罗马，要求查士丁尼皇帝废除九年前与波斯所订的两国和约。同年，东罗马帝国终于在西突厥的支持下开始与波斯萨珊王朝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战争(公元571〜591年，北周天和六年至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建德五年)，东罗马皇帝提比留斯(Tiberus)继位，再次派出使团(瓦伦丁，Valentin)至西突厥，重申东罗马与突厥所订盟约，要求继续支持这场战争。公元588年，突厥曾派Schba可汗(杨建新《中国少数民族史》认为此人即《隋书》所说鞅素特勤，岑仲勉《隋唐史》认为是沙钵略之弟叶护可汗)率30万大军参战，攻入巴达赫尚(Bodhoghis)和赫拉特(Herot，今阿富汗西北赫里河谷地，中亚、南亚、西南亚交通门户)两城。东罗马帝国对波斯的战争也得到突厥曷萨可汗的援助，曷萨人曾攻入波斯的杰尔宾特(Derbend,在原苏联里海西岸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山口要塞。但这场战争以波斯的胜利而告终。波斯击败了突厥，进军乌浒河(阿姆河)北岸的布哈拉(Bahrom)。由中亚经波斯、里海南岸至东罗马的商路仍然控制在波斯人手里，突厥不得不积极开辟由天山北路或草原，经中亚、里海北岸、南俄草原至东罗马的贸易路。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由蒙古高原经天山北路、阿尔泰山、中亚、里海北岸、南俄草原的贸易路(又称草原路)虽然早在匈奴时期已经出现，但却是在突厥时期完成的，并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在突厥之后出现的所谓回纥路或阴山道，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二是突厥成为中国与波斯、东罗马帝国丝路贸易的重要一环，它所获取的大量廉价丝绸成为波斯、东罗马帝国丝绸商品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西突厥抵御了大食帝国向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扩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丝路贸易的屏障，唐帝国与大食的直接战争得以避免。
      正当中国、突厥、波斯、东罗马、口厌 哒、柔然诸大国在亚欧大陆腹地争战不休时，阿拉伯人在西亚悄然兴起。尤其当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因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而削弱了双方的势力之后，大食帝国便乘机在这一地区迅速扩张。公元636年(贞观十年)，大食帝国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夺取了其东方领土叙利亚，不久又兼并了波斯萨珊王朝。从8世纪初开始(公元705年)，大食名将异密屈底波开始东侵，先后破中亚安国、康国、俱密、石国、拔汗那、叶火罗等国，葱岭以西逐渐成为大食的领土。从两唐书及《册府元龟》等中国史籍的记载看，当时唐朝实无力阻止大食的东侵，对各国的求援只能敷衍搪塞。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对于葱岭以西形势的严峻及大食东侵的后果(大食东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唐朝，设立中国总督)全然不了解，或者说对形势的估计(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西域的形势)根本错误，而这一时期在葱岭以西只有西突厥还有力量足以与大食抗衡，并且与大食军队多次激战。西突厥阿史那氏附唐后一直是抵御大食向外扩张的中坚力量，率十姓突厥先后曾领伊西节度使、绩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平西道行军大总管、武威道行军副总管、定远道行军大总管等职。开元二年(714年)，阿史那献西征都坦，光复碎叶，遏止了大食。开元三年，阿史那献主持定远道行军，远征铁门关(布兹加斯山口)，攻克西拔汗那，全面反攻大食。《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载有大食东侵时，康国、安国、吐火罗、俱蜜等国向唐朝求援的表文，表文均将救援的希望寄托在突骑施部身上。如安国表文(开元七年二月):“⋯⋯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统率本国兵马，计会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吐火罗叶护开元十五年遣使上表:“⋯⋯奉颂天可汗进旨云，大食欺侵我，即与你气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而巴尔托里德《蒙古侵略前之中亚》记载：当大食东侵时，突厥突骑施首领苏禄往往协同中亚各国打击大食，大食深为所苦。史载异姓突厥突骑施苏禄兴起，唐册封为十姓可汗、“金方道经略大使”，苏禄率突骑施多次重创大食。开元六年(718年)，大食贾拉赫率军攻入河中，并准备入侵中国，被突骑施包围，迫付赎金后逃走。开元七年，大食阿布德从呼罗珊大举入侵河中，安国、俱蜜国告急。苏禄驰救，挫败大食进攻。开元八年，大食塞义德再犯河中，被莫贺达干击败，包围于飒秣建城中，导致河中各国纷纷起义反抗大食。开元十一年，大食再次兴兵进攻东拔汗那，突骑施奉诏驰援，又一次大破大食。开元十二年，希沙木哈利发再次派遣穆斯棱率大食军进攻东拔汗那，包围渴塞城，苏禄遣其子尔微特勤驰救。在突骑施攻击下，大食军狼狈逃过药杀水，又遭石国、康国夹击，血战一场，残兵败将侥幸逃回忽毡。是役沉重打击了大食，被大食称为“渴水日之战”灾难。开元十五年，大食呼罗珊总督阿什拉什的暴政激起河中、乌浒水域诸国反抗。突骑施应吐火罗国之请，于开元十六年出兵，攻入捕喝，进军乌浒水南，与大食决战。第二年，苏禄又发起反攻，将阿什拉什围困在飒秣建城。第三年，苏禄又与来援救的大食呼罗珊总督朱奈德激战于撒秣建、捕喝城，从而将大食势力遏止在河中个别孤城中。开元十九年，朱奈德率兵进攻吐火罗，企图一举消灭吐火罗、突骑施支持的波斯复国势力。苏禄率兵进军河中，迫使大食撤兵。开元二十年，苏禄会合康国，进攻大食占据的飒秣建，将引兵来救的朱奈德重重包围，大食2000精兵伤亡殆半，直到哈利发遣兵来救，方得逃命。在突厥突骑施的不断打击下，大食向外扩张活动遭遇重大挫折，东侵中国的计划化为泡影。因此大食称苏禄为Abu Muzahim,即挑战者或头触者。(《蒙古侵略前之中亚》187页)两相印证足以说明，由于西突厥的坚强屏障，才使得唐朝有近百年的时间经营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使得葱岭内外的贸易路依然畅通。自唐与突骑施交恶，吐火罗被灭，突骑施衰亡，“唯有大食，莫逾突厥”(《全唐书》卷九九九)的格局打破，大食必然与唐朝为控制丝绸之路而正面冲突。天宝十年(751年)七月，高仙芝率唐军与大食在中亚但逻斯发生激战，唐军狼狈败绩，大食遂控制葱岭以西丝绸之路。唐朝近百年来在葱岭以西的经营彻底结束，中亚各国从此脱离中国政府。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一部丝绸之路史紧密联系着突厥史。
注  释：
[1][2][4]旧唐书·突厥传.
[3]隋书·突厥传.
[5][6][14]旧唐书·突厥传.
[7]新唐书·突厥传.
[8]新唐书·苏定方传.
[9]通鉴记事本末·唐平西突厥.
[10]通典·职官·都护.
[11]旧唐书·地理志.
[12]旧唐书·吐蕃传.
[13]旧唐书·崔融传.
[14]旧唐书·突厥传.
[15][22]周书·突厥传.
[16]周书·异域传.
[17][18]北史·突厥.
[19]隋书·北狄.
[20][21]新唐书·突厥.
[23]转引自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