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尤木，包尔汉（１８９４——１９８９）的二女儿，排行第三。她和丈夫乌依古尔·沙依然（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现年８７岁）现居住在乌鲁木齐市，过着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我们先后三次来到两位老人家中，走进了两位老人的心灵深处，寻访新疆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包尔汉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足迹……

    坦荡忠魂映天山 　　

    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包老以及与苏尤木结婚的？

    乌：我的第一个母亲因病去世后，继母便是包老的妹妹。我们两家都住在八路军驻乌鲁木齐办事处旁边的一条街上。在我刚记事时继母带着我常到包老家去玩，就慢慢认识了包老，后来也慢慢地与我的爱人苏尤木认识，可以说我与苏尤木是青梅竹马。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０日，我与比我小１０岁的苏尤木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当时包老是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我们的婚事还是由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给包老提的亲。当时参加婚礼的有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乌鲁木齐市市长屈武等当时新疆的知名人士。

    １９５０年苏尤木随我到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任职，担任领事馆办证员。１９６１年她在高加索养病时，被大使馆召回新疆，又回到新疆大学地理系教书。 　　

    问：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你父亲及全家情况如何？

    苏：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中共中央决定调我父亲到北京工作，由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接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到北京去的时候，父亲是和拉希达母亲一起去的。我的亲生母亲夏丽法仍然住在乌鲁木齐，与我生活在一起。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却强加给我父亲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在中央民族学院、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系统对我父亲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直至投进监狱。在８年的监狱和两年的“监禁”生活中，我们全家人都受到了株连，有的被投进了监狱，有的被下放劳动。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在新疆大学地理系教书，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当时也把我从教师的岗位上扫地出门，乌依古尔也被关进了监狱。

    当我在新疆大学的批斗会上见到父亲时，感到非常惊奇。因为我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与父亲的相见会在批斗会上。我哥哥努斯热提当时是新疆大学的副校长，也被红卫兵揪出来了。我被打成“苏修特务”，是因为我曾与丈夫乌依古尔在阿拉木图领事馆工作、留学过和在高加索养过病。在批斗会上，我看见我们全家都被揪来接受批斗。当时我只敢偷偷地看一眼父亲，没有说一句话。批斗会结束后，我们又都被押回各自的单位。我和哥哥虽然都在新疆大学上班，但我们见了面也都不敢说话。甚至同我父亲过去一块工作过的人也都受到了批判和斗争。当时，还让我们家里的大小孩子以及亲戚朋友同父亲划清界限。但是，我们了解父亲，知道他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没有做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我们几个孩子都坚信父亲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 　　

    问：在北京接受批斗后，你父亲又被送回新疆继续接受批斗，你拉希达母亲也随你父亲回到了新疆？

    苏：当时父亲是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接受批斗后，又被遣送回新疆继续接受批斗的。那时，几个在北京的弟弟妹妹除伊里苏娅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外，其他弟弟妹妹都还在上学。当时我的第二个母亲拉希达（注：虽然不是亲生，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也随父亲一起来到了新疆。于是，两位老人便在当时国家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押送下，挂着“打倒国际间谍包尔汉”的牌子，带着在北京被批斗时留在身上的累累伤痕（注：包尔汉的双膝因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批斗会上跪煤渣，当时已经化脓），乘火车离开他们居住了多年的北京，又回到了新疆。

    在新疆迎接他们的是比在北京更加疯狂、残酷的批斗，不仅我们全家，还有所有的亲戚（其中包括我的姑姑、哥哥、嫂子、我和乌依古尔·沙依然等数十人），甚至凡是同父亲共过事的人都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批斗。

    当时我父亲与拉希达母亲回到新疆后，被安排在新疆大学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居住。他们当时面对的，除了接连不断且常常是伴随有殴打和体罚的批斗以外，还有生活上的极度窘困。他们的工资关系在交接批斗过程中，被办事人员搞丢了，他们除了被允许在新疆大学食堂赊账吃饭外，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父亲寄给中央反映自己问题的信，还是向别人借钱买的邮票。

    但在当时那种环境里，父亲每晚睡觉前，他仍然要把裤子认真地叠好，压在枕头底下，以至于他每次接受批斗时，裤子总是好像熨烫过似的裤缝笔直，致使当时的造反派给了他一个“下马未下鞍”的评价。后来我们问到父亲时，他告诉我们，他当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仅支持他度过了最初的困难，而且支持他在耄耄之年熬过了８年铁窗生涯而终于活到了重见天日的一天。

    父亲一生有１５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如果说，解放前他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所经受的主要是肉体上的酷刑摧残的话，那么“文革”入狱中的生活，他所经受的便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了。生活的艰难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是相当严酷的。然而更加严酷的却是专案组一次又一次的“审讯”，那种怀疑的眼光和训斥的口吻，那种硬是要你接受子虚乌有的诬枉不实之词的武断。而这一切全都是在“党”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一个把党的信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党员来说，会是怎样一种难于忍受的巨大的精神折磨？他虽曾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写过无数次申诉，但这些材料却全都石沉大海，不知去向。

    时光一天天流逝，而一切仍然毫无变化，专案组成员仍然是铁板一样的面孔，提出的仍然是他申辩过几百遍的老问题。

    专案组恐怕也有他们的苦衷和难处。后来我们就曾听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过，包尔汉的结案材料他们曾上报了多次，但又多次被退回要求“补充材料”，即要求“升级”。作为执行者，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们到监狱去探望过你父亲吗？

    苏：１９７３年（具体的时间记不清）在北京的弟弟妹妹来新疆探望父亲。到达乌鲁木齐后，我们也想一同去监狱探望，但由于乌依古尔仍然还在被监禁，其他所以遭到拒绝。经过一再请求，才准许弟弟木拉提同弟弟妹妹们一起去探望。

    弟弟妹妹们前往探监时，专案组选派了一位精通几种语言的成员负责监听，后来听说在弟弟妹妹会见的小屋的外面还安排了许多监听者。在那样一种条件下的会见，气氛自然是令人心酸的。父亲为了使气氛多少显得自然、缓和些，使用阿拉拍语向他疼爱的小女儿伊丽菲拉问候。伊丽菲拉“文革”前在外国语学校学阿拉伯语，也用阿拉伯语回答了父亲的问候。没想到这样几句简单的问候，竟使那位监听者勃然大怒！他先是厉声质问伊丽菲拉说的是什么？他们在选派监听者时，显然忽略了父亲还精通阿拉伯语。继而严厉警告不许用他们不懂的语言交谈。结果，气氛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变得更加令人窒息了。那位监听者始终严密地监视着弟弟妹妹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弟弟妹妹把从北京带来的几张家庭照片交给父亲时，也要从弟弟妹妹们的手中夺去，经过他正面背面地反复审视。后来，当专案组在弟弟妹妹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同意第二次会见父亲时，向弟弟妹妹提出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不许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同父亲交谈！ 　　

    问：在监狱中，你父亲的精神状态如何？

    苏：面对严酷的现实，父亲还是以他特有的顽强，经受住了一切，并对最终搞清他的问题抱着希望。这恐怕是支持年逾八旬的他鼓足勇气坚持活下去的一种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狱中的８年，就父亲的总的精神状态来说，应该说仍然是相当乐观和坦然的。而恰恰是他精神中的这些方面，给他周围的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狱中，父亲除了接受“审讯”和写交待材料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写作。父亲的坚忍精神和乐观、坦然，他的那种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毁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不仅赢得了专案组内的一些同志的尊敬，尤其赢得了“看押”他的解放军战士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接受的任务虽然是“看押”这个罪名大得吓人的“要犯”，但他们却无论如何无法相信他会是“坏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动乱的加深和生产的凋蔽，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打倒几乎所有老干部开始怀疑和不满，他们同父亲的关系便日益从监视、看管变为融洽地相处。他们开始经常同父亲交谈，向他请教问题，特别是喜欢听父亲讲解马列主义。由于父亲年老，特别是他从盛世才的监狱带来的严重的关节炎，使他行动不便，解放军战士尽可能给他提供方便，甚至帮他干活。在那样一种冷峻严酷的环境中，这些质朴战士的态度自然像一缕微微的暖气使父亲因远离妻子和家人而倍感孤寂的心感受到某种慰藉和温暖。所以，那些战士的地址和照片他一直秘密珍藏着。１９７５年我们接他出狱时，他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似的把它们从鞋垫底下取出来，交给我们，要我们好好保管。 　　

    问：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你拉希达母亲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苏：从拉希达母亲１９６６年（具体的月份记不清）陪伴父亲回到新疆，到１９７２年（具体的月份记不清）她返回北京以前的几年间，她在新疆虽然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磨难：生活上有时甚至落到要饭的地步，政治上遭到歧视，出门时有警察跟踪盯梢，把她当作贼羞辱，一些不明真相的孩子尾随她，大声呼喊着“包尔汉 ——包尔汉——包尔汉”，还从远处用石头掷打她，然而，她同时也得到了许多人暗中的支持、关怀和帮助。由于她在新疆曾长期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她的学生和解放初她曾帮助从封建婚姻下解救出来的妇女是很多的。他们会避开监视偷偷地探望她，告诉她说，她们了解她，信任她。她们自己不便出面帮助，就让自己的孩子去给她送牛奶、干活。直到我们后来去探望时，仍发现拉希达母亲周围总有一些孩子在帮她干活。

    １９７１年（具体的月份记不清）菲拉妹妹来到乌鲁木齐市看望母亲。此后，我们得知母亲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便向有关部门请求将拉希达母亲接回北京治疗。１９７２年（具体的月份记不清），这一请求终于获得批准。伊里夏提便来乌鲁木齐接拉希达母亲回北京。乌依古尔·沙依然还在被监禁，除了他之外，努斯热提哥哥、弟弟木拉提和许多亲友聚集在我家中，吃了顿晚饭，同时也是给拉希达母亲送行。为了让弟弟妹妹放心，我们都再三表示，父亲的一切将由我们负责照料。那时，“文革”的前途、父亲的前途大家都不知道，这一艰难而艰苦的照料直到父亲出狱、返回北京。

    拉希达母亲带着未了的心愿回到北京，但是她对父亲的牵挂，却丝毫未因她离开而稍减。她经常督促弟弟妹妹给父亲写信，像她仍在新疆一样时时惦念着狱中的父亲需要什么，催促弟弟妹妹寄到乌鲁木齐。１９７７年（具体的月份记不清）重病缠身的父亲，在度过了出狱后两年多“群众专政”的软禁生活之后，终于回到北京。

    坚贞不渝夫妻情 　　

    问：你母亲夏丽法和拉希达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苏：我母亲夏丽法的家三代以打猎为生。我的外婆是哈萨克族，奶奶是塔塔尔族。我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出生在迪化。在我刚满１岁的时候，父亲就受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的派遣到德国半工半读，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系，同时为金树仁政府购买机械。１９３２年我父亲又到德国时，带着我母亲和大姐夏迪娅一起去的。但路途经过莫斯科的时候，我大姐被留在了莫斯科上学，就没有随父母到德国去。我的母亲夏丽法是一位非常勤劳和朴实的家庭妇女。

    而我的第二个母亲——拉希达是一位智慧、善良、坚贞的女性。她是塔塔尔族，出生在新疆伊宁一个店员的家里。在二十世纪３０年代初，她到苏联勤工俭学，在苏联的塔什干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１９３３年冬，她因染上肺结核而被送回到伊宁，在家乡一所中学当老师。

    １９３５年期间，当时正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民众部副部长的父亲到伊犁演讲，他热情洋溢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即，拉希达母亲代表群众致欢迎辞，她精彩干练的发言一下子吸引了父亲。拉希达母亲当时２５岁，年轻美丽，是不少人追求的对象，但她则希望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做终生伴侣，她为父亲的才华志向所折服，尽管家人强烈反对，年龄悬殊也很大，但她毅然嫁给了父亲。

    这一年，父亲与拉希达母亲先在伊宁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为了答谢迪化的亲朋故旧，又在迪化（乌鲁木齐）红山脚下的公园举行了一次简单的婚礼。父亲牵着拉希达母亲的手上了红山顶，他指着山上成片低矮破旧的灰瓦房说，将来我们推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就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里将是厂区、医院或是居民区……

    我们家共有８个孩子，其中我母亲夏丽法生有大姐夏迪娅、哥哥努斯热提、我和弟弟木拉提，第二个母亲拉希达生有伊丽倩、伊丽苏娅、伊丽菲拉和伊力夏提。

    新疆解放后的１９５５年２月，父亲被周总理召见进京，周总理说：“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在发展，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调一人到北京，中央考虑你比较合适，不知你有什么意见和困难？”父亲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就这样，他带拉希达母亲辞别了新疆，到北京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兼任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等职务。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出访亚、非、欧等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伊斯兰国家。拉希达母亲总是默默地照顾父亲的一切生活，兢兢业业地做好她所任职的妇女儿童工作。在我们心目中，拉希达母亲对父亲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还是在１９４９年，拉希达母亲途经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周总理亲自把拉希达母亲接到家中，询问生活及新疆的民俗风情，还问拉希达母亲有什么要求。拉希达母亲告诉总理，父亲在盛世才的监狱曾编纂了《维汉俄词典》，出狱后父亲曾带它到南京修改，文稿到了一家出版社，至今下落不明。周总理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去南京寻找。父亲到北京时，总理对他说：“你编译的词典已经出版了！”父亲听了非常感动。 　　

    问：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拉希达母亲同父亲是怎样度过那段苦难的岁月的？

    苏：在“文革”风暴中，我们一家人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就连我哥哥努斯热提和弟弟木拉提（当时任新疆石油学院副院长）三家也都未能幸免。当时，几个在北京的弟弟妹妹都还在学校读书，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父亲则对我们说：“请你们相信，你们的父亲没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事情早晚会搞清楚的。”

    １９６６年９月，父亲被揪回新疆接受批斗。当时灾难还未殃及到我的母亲夏丽法和拉希达母亲，而拉希达母亲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照顾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可她却毅然随父亲来到了新疆。

    拉希达母亲与父亲到新疆后，父亲白天在新疆大学广场、乌鲁木齐市的人民广场上、新疆石油学院和自治区人民体育馆内挨斗。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上接受批斗时，父亲的脖子上挂着“国际间谍”，我挂着“苏修特务”，我丈夫乌依古尔挂着“包尔汉的女婿”的牌子。当时两位女军人的胆子非常大，把乌依古尔的牌子给摘了，说“包尔汉的女婿”叫什么罪？但红卫兵又给他挂上了“当权派”的牌子接受批斗。在我们接受批斗时，拉希达母亲在家揪着心等待父亲。每当父亲回家时，老两口聊着天，相互慰藉鼓励。他们被押回新疆时，一切档案关系全在混乱中丢掉了，父母失去了生活来源。一次，拉希达母亲赊回一小罐面条，在路上因被石头绊倒重重摔在地上，面条全部洒了。她顾不得伤痛，流着泪把面条一根根捡起来回到家，父亲见状温和地说：“没关系，把面条洗一洗，重新热热还是一顿好饭啊！” 　　

    问：在关押期间，你父亲和拉希达母亲的生活状况如何？

    苏：随着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的不断升级和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打倒“当权派”新疆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身上，群众组织批斗父亲、拉希达母亲乃至我们全家大小逐渐没有了兴趣。所以，有一段时间父亲和拉希达母亲在政治上的压力相对有所缓和。而且，由于我们把他们反映生活困难的信，由在北京的弟弟妹妹们转给了中央有关部门，他们终于每人每月可得到１００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每月拿出一百元寄给在北京的弟弟妹妹。在这以前，弟弟妹妹们一直是靠伊丽苏娅每月的４６元工资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维持生活。

    在这段时期内，拉希达母亲在当时物价低廉的有利条件下买来大瓶大瓶的蜂蜜、维生素、羊肉和各种营养品，使他们的伙食和营养在当时的条件下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丰富。父亲因此才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熬过８年牢狱之苦。父亲利用暂时无人管理给予他的短暂“自由”，开始到室外活动以恢复在批斗折磨中遭到摧残的身体，同时开始像一个普通家庭中的男人一样，帮助拉希达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在１９６７年底的一次大逮捕中，父亲与拉希达母亲又同时都遭到了逮捕。由于根本找不到逮捕拉希达母亲的理由，所以她被关了半年以后又被放了，在我家里住了２０天左右。从此他们开始了一个长达８年之久的一个在铁窗内、一个在铁窗外患难与共的特殊生活。

    释放对拉希达母亲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幸事”。原先发给他们的生活费，由于父亲被捕而停发，这时她作为一个在押犯的家属，自然不会有人去管她。在新疆的我们一样遭受到株连，个个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她依靠什么生活呢？为此，她不得不要求新疆自治区“人保组”再把她关起来。但监狱不是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地方。最后上面终于决定每月发给她３０元的生活费，由于群众组织不放心，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同志在新疆大学给拉希达母亲找了一间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的小屋。当时，拉希达母亲极度虚弱，常因腰腿疼痛在破屋中一躺就是一天，吃不下一口饭。医生警告母亲要多活动否则会瘫痪。于是，她穿着单薄的衣服经常在寒风里行走锻炼。她在这间小屋内安顿下来后，开始考虑怎样利用她现有的条件为狱中的亲人提供帮助。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从微薄的生活费中省下钱来，继续为父亲购买蜂蜜和维生素，还按照民间偏方自制大蒜泡酒，经常给父亲送去，供他防病治病之用。过冬了，父亲需要棉被，母亲就向亲友们讨借棉花票、布票，一针一线地连夜为父亲缝制好棉袄和棉被，步行２０多里路，为父亲送去以免他受冻。父亲在狱中需要的东西主要是书籍，她总会设法弄到送去；父亲送出需要拆洗的衣物，她也总会及时地洗好了送去。正因为她的生活中有了这样一份特殊的“工作”，虽然一人独居，却感到生活得充实。

    在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时，我们发现了当时父亲与拉希达母亲相互联系的一些信笺和便条。如在一张显然是拉希达母亲请人代写的汉文短笺上写着：“包尔汉：给你寄去棉裤、棉袜（夜里睡觉穿的）、维他命Ａ、Ｄ、Ｂ１、Ｃ、蒜（五头），洗衣粉半包。香、药皂买不到，下季度再送去。”“接到这封信望你迅速将维文的《毛选》第二、四卷、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送来。”等等。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拉希达母亲大量写在各种纸片上的诗。

    不屈人格获新生 　　

    问：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出狱的？

    苏：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又被红卫兵转移到位于乌鲁木齐市黄河路的自治区公安厅对面的一个楼房里关押。当时我也可以不定期地给父亲送一些苹果和我们民族的食品。我们开始为父亲和拉希达母亲四处***，却遭受了数次冷遇。后来听说周总理指示要查询全国政协委员（拉希达母亲曾是全国政协第二届到第七届委员）的下落，我们再度鼓起勇气到全国政协***，又给周总理写了申诉信，信很快被转到李先念同志手中。拉希达母亲在１９７２年底终于被允许回到了北京。

    １９７３年初，我们再次给中央写信，要求探望被关押６年之久生死不明的父亲，得到了允许。当年夏天，苏娅、夏提和菲拉一起来到新疆，同来的还有国家统战部的一名干部。木拉提同苏娅、夏提、菲拉一同去探视。当时由于乌依古尔·沙依然仍在被监视，没有让我去。

    １９７５年７月，父亲终于出狱了。但他又在家里被“监管”两年多时间。当时已是８１岁高龄的老人了。１９７７年中央为他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我们曾多次询问他在狱中的生活，他却只字不提。 　　

    问：你父亲被解放重新回到北京后，他的生活情况如何？

    苏：父亲被彻底平反回到久别的北京后，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大院。一天从陕西来了位复转军人看望父亲。他原是父亲的看守，和其他战士们一样被父亲的慈祥和好学所感染。这位军人在复员后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专程从陕西赶来，父亲像见了久别的儿子，热烈地与他拥抱在一起。

    父亲回到北京后，王震就鼓励他写回忆录，并说新疆的事你知道很多。因为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在监狱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惜他的许多日记都在“文革” 中丢掉了，拉希达母亲就凭着惊人的记忆帮他回忆，时间、地点、人物一点不差。后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纪大椿也从新疆到北京，帮助父亲整理回忆录。当父亲完成３０万字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时，已年逾９０高龄。

    １９８５年３月，父亲与拉希达母亲率领在北京的所有家人回到新疆，并把我们带到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远眺。望着乌鲁木齐市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父母欣慰地说，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１９８９年８月，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去世。１９９０年３月，拉希达母亲坐在医院的沙发上，因心脏骤停猝然辞世，与父亲一起安眠在环境优美的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

    □人物链接 　　

    包尔汉１８９４——１９８９　出生于俄罗斯喀山省的一个乡村，１９１２年加入中国国籍，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到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系学习。１９３３年应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邀请回国，１９３５年出任驻苏联斋桑领事馆领事。１９３８年在回国述职途中的中苏边境被苏联人逮捕，怀疑他是德国特务，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４年在盛世才的监狱中度过了７年的监狱生活。出狱后任迪化专区专员。１９４６年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时，张治中任主席，他与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１９４７年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麦斯武德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到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国民政府委员。１９４９年１月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最后一任主席。

    新疆和平解放后至１９５５年任新疆第一任新疆省政府主席。１９５５年调任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７年被作为“国际间谍”、“当权派”、 “走资派”押送回新疆接受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平反昭雪，恢复职务。著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７日病逝于北京，安葬在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