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世纪初叶，斯坦因在西域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发现了尼雅等古代遗址，并对它们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斯坦因运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从而遭到我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谴责。本文首先简述了西域的文化特色。其次，根据斯坦因的考古研究报告及学术著作，介绍了他在西域的重要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最后，依据中国学者对他的评价展开论述。本文试图证明：斯坦因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他为西域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考古成就不容被掩盖。斯坦因运走了大量的文物，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理应受到指责。但是，面对文物的流失，我们还应该进行自责，因为是我们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


关键词：斯坦因 西域 考古学


引言

　　20世纪初，斯坦因在西域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发掘了大量古代遗址。他的考古报告及学术著作对研究西域文化极具价值，也揭开了西方研究西域文化的热潮。由于斯坦因运走了许多珍贵文物，侵犯了中国主权，因而中国学者对他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

　　本文试图说明，斯坦因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运走文物，侵犯了中国主权，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掩盖他的学术成就。面对文物的流失，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检讨自身，而不是推卸责任。

浅评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一 概述

　　在距今2500年前，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境内，然后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向西行，可以到达中亚、南亚以及地中海和欧洲各国。这条漫长的道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众多国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仿佛是一条生命与文明的链条，将东西方紧紧相连。在这片广袤沙漠的绿洲中，生活着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丝路文明。自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8世纪，曾经有塞克、粟特、吐火罗、匈奴、拓跋、蒙古、印度、汉等民族在此地生活。这些民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共同生活，相互影响，让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艺术风格同时存在，共同发展。中国自汉武帝时设立河西四郡，将西域正式纳入了国家版图，在此地拥有了最高的行政统治权。然而，丝绸之路的文化却不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而是兼容并包了当地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正是丝路文化曾有的多姿多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正因为它的美丽已被沙漠掩埋，才使丝路文化变得神秘。揭开它的面纱，寻找失落的文明，是众多中外学者的心愿。

　　20世纪初叶，许多西方探险家来到西域，走进了这片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在他们当中，英国的斯坦因影响较大。他的考古报告及学术著作对西域文化研究极具价值，揭开了西方研究西域文化的热潮。同时，他也是我国学者争议较多的人物。
本文将介绍斯坦因在西域的重点考古活动，以及国内学者对他的评价，以求客观地认识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二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及研究成果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籍匈牙利人，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专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1887年至印度工作，在旁遮普担任学监，并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曾在当地做过大量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

　　1898年，斯坦因向印度政府呈交了一份去西域考古探险的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说：“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古代印度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因此，我计划中旅行的目标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和阗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进行考察，寻找能够揭示其历史的资料，收集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1经过多次申请，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批准及支持下，斯坦因开始了他在西域长达15年之久的考古探险活动。

　　斯坦因在西域的大规模考察活动共有3次：1900年至1901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进行考察；1906年至1908年在中亚各地考察，包括印度、西藏、和阗、克里雅、米兰、敦煌等地；1913年至1915年，经丝绸南路至敦煌、吐鲁番等地。他探险和考察的区域，东西长约1500里，所包含的考古地带有：和阗、拉瓦克、喀达里克、尼雅、米兰、楼兰、敦煌、吐鲁番、库车等地。

　　其中，尼雅、楼兰、米兰和敦煌是斯坦因考察及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对斯坦因在这四个地点的考察活动进行详细介绍。

（一）发现及考察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汉晋时代遗址，位于新疆和阗地区民丰县城以北，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尼雅王国在汉代被称为精绝国，纪元初年曾十分繁荣，大约在3世纪末年被居民放弃。这片已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因斯坦因的发现而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1901年1月27日，斯坦因到达尼雅南部边缘，首次发现了尼雅遗址。他在此地工作了16天，将尼雅遗址一一编号，发现了彼此孤立地散布在沙丘中的房屋、佛塔、庭院等遗迹，共发掘12所房屋，出土了大量的写本、家具、罐子、残破地毯、毛织物、玻璃器皿、金属器皿等物品。

　　在这些文物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用佉卢文字书写着印度俗语的木椟。佉卢文字起源于印度河上游古代犍陀罗等处，曾流行于中亚的广大地区。这种文字多写在毛皮或木版上，它可证明古代和阗国中有不少印度居民。从内容上看，这些佉卢文书大多是往来的公函之类，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它使我们发现，在早期西域历史上，那些几乎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的生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东西方文化如此和谐地交汇在一起。斯坦因为这伟大的发现兴奋不已，他将上千件佉卢文书带回了英国进行研究。

　　除了发现这些珍贵的佉卢文木椟外，斯坦因还对尼雅的房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得到许多具有中亚风格的艺术品。比如做函封用的封泥，它们有两面，大多是一面为中文篆书，另一面为希腊神像。例如雅典娜执盾与雷电像、或坐或立的伊洛斯像、赫拉克里斯像等等，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的风格极其相似。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没有排斥，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1906年10月19日，斯坦因第2次来到尼雅，发现并确认了“回”字形佛塔，并以这个佛塔为中心，向北、向西进行了发掘。这次他共发掘遗址41处，获得许多保存完好的印度文书、佉卢木板上的封泥印、家具、小型木制物、雕刻了花纹的屋架等物品。

　　1930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尼雅，但这次发现甚少，与前两次相比没有什么重大收获。

　　斯坦因3次对尼雅遗址的考察和发掘，初步揭示了古代尼雅王国的面貌。尼雅的许多建筑物和遗物都带有希腊和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可见希腊与印度文化在此地的影响十分深远。

（二） 考察楼兰遗址

　　在尼雅遗址的东面，还有一处被沙漠掩埋了千年之久的人类文明遗迹，那就是古代楼兰王国的遗址，它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

　　楼兰王国建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公元前77年改称为鄯善，是丝路上的重要王国之一，一度极为繁华，但在公元630年后突然神秘地消亡。楼兰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

　　斯坦因曾4次到达楼兰，他所考察的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约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2。古城的总面积约为100824平方米，城垣为不规则的方形，有一南一北两条河流绕城而过，一条极深的运河将古城分为两部分：城北是佛塔、寺院，城西南是官署和居民区
。
　　斯坦因1901年初次到达时，便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A，并于1904年、1906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揭开了古楼兰文明的全貌。他最早提出河流流量减少，土地沙漠化，从而导致楼兰古城废弃的“自然环境变化学说”。

　　1906年12月17日，斯坦因第2次到达楼兰。他首先进一步调查发掘了LA遗址，随后以LA遗址为中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进行了系统考察，相继发现该城址周围的十几座城址、寺院、住宅和房基地，编号LB至LM、LQ、LR3。在其中6座遗址和1处墓地中，斯坦因发现了一些汉代的木简和古钱，还有同尼雅一样的佉卢文木板，一张色彩鲜艳的毛毯残片，一卷黄绢等物品。家具与雕刻用的木料甚多，同尼雅遗址一样，这些物品的艺术风格深受印度与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楼兰古墓中，斯坦因发现了许多织品残片，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也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在一座小寺院中，他发现了大量具有明显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卷形花纹装饰物。

　　1914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楼兰，在主要遗迹的东北方，发现了一座汉代坟园，其中有不少棺木。他在这里发现了青铜镜、木制兵器模型、镶金织物的残片等物。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了两具楼兰成年男子的头骨。经英国人类学家基恩（A．Keith）研究，认为他们代表了单一的种族：既有蒙古人种特征，又有欧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基恩认为，这种类型可称为“楼兰型”，因为这并非是自由混杂形成的，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4。

　　楼兰，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王国突然消失了，一种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失落了。它已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沉睡了1500年，斯坦因将它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使这已失落了的文明重现于世。

（三）考察米兰遗址

　　米兰又称磨朗、密远、小鄯善等，是楼兰王国改称鄯善王国之后的都城，也是著名的东汉伊循屯垦古城遗址。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废弃于公元5世纪中末叶。米兰遗址由古城、3座佛寺、8处佛塔、汉代屯田水利设施组成。斯坦因于1907年1月到达米兰，开始进行长达18天的发掘工作。

　　在米兰的古堡内堆积着大量的垃圾，斯坦因对其进行小心清理，发现了一些写在柽柳木札和纸上的西藏文字、一种用古体字写的突厥语写本、织物残片、加漆皮革制作的甲胄残片、木制器皿、陶器、军装等物品。这些突厥文字后来经过欧洲学者研究翻译，被认为大多是人名，这些突厥语写本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的护照或通行证之类。据史料记载，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突厥人曾占领米兰，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士兵也多为突厥人。这一点与斯坦因发现大量的突厥文书不谋而合。

　　在古城东北大约2公里处的米兰大寺内，斯坦因发现了一群已毁坏的佛像。这些佛像的头部雕刻及衣褶的配置完全是希腊式的，座像的底部有用婆罗谜文字写的梵文贝叶书。其他的木雕装饰品，雕刻十分精美，几乎全是古罗马、希腊式的艺术风格。斯坦因从中运走了一个高约1米的完整的大佛头。

　　在编号为M3的佛塔中，斯坦因发现了一片片艳丽的壁画。他揭走了有浓郁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用佉卢文题记的“维莎达罗王子本生故事”壁画，以及一组青年男女群像壁画。斯坦因特别为发现“有翼天使”壁画而激动，他说：“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儿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2000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壁画整个的构思和眼睛的表现完全是西方式的！”5佛塔内的壁画内容多是佛教的，以小乘教派为主体，但绘画的艺术风格大体显现出印度、希腊成分。

　　米兰往日的繁华早已不在，所剩的只是一片片废墟，无声地矗立在沙漠中，人们也早已将她美丽的名字遗忘。正是斯坦因的发现，使米兰轰动了欧洲的考古界和文化界，让世人都想一睹她迷人的风采。

（四） 在敦煌的活动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尤以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

　　在丝路文化的影响下，敦煌文化不仅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而且表现得更为灿烂。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这四种在世界具有深广影响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被找到，它们在这里交汇，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敦煌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洞窟内堆满了经卷文书，约是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时的遗物，保存完好。由于甘肃藩台不愿花五、六千两银子做运费，便下令将这批稀世珍宝就地封存。

　　1907年春，斯坦因到达敦煌并得知了藏经洞的情况。当他看到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以及藏经洞中一件保存完好的15米长的经卷后，斯坦因被深深吸引了，经卷的精美程度使他震惊不已。

　　更让斯坦因震惊的是，藏经洞的看管人竟是王圆箓，一个近乎文盲的湖北农民！王圆箓是一个有着愚昧而狂热宗教热情的人，对他来说，封存经卷的命令如同虚设，他需要用经卷换成的金钱，去清理洞窟中的流沙，去修建寺窟。当他得知斯坦因是玄奘的忠实崇拜者后，便将藏经洞的门敞开了。斯坦因从中运走了24箱文书，5箱绘画和刺绣精品。每件都是珍品，而这些珍品的代价只是40块马蹄银。4个月后，斯坦因重返敦煌，又得到了200捆手稿。这批珍贵文物在运出中国时，没有遭到阻拦，只花了130英磅的税款，便到达了英国博物馆6。

　　经卷在王圆箓手中变成了金钱，他用这些钱开凿了石窟间的内廊式通道，免去了人们爬梯登窟之苦7。王圆箓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而对斯坦因而言，从王圆箓手中得到这批文物，才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斯坦因看来，如此珍贵的文物怎能让王圆箓保管？只有英国博物馆才有资格保存和研究。

　　国家的衰弱使我们忘记了古老的文化，忘记了历史。但历史没有忘记我们，它将耻辱深深地，永远地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五） 研究成果及学术影响

　　由于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现，使他在考古界名扬四海。他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发现者金质勋章”，得到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英国官方还授予他“印度帝国骑士”称号。

　　斯坦因结束了西域的考古工作后，便在伦敦博物馆进行资料的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3部著作：《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记实》、《古代和阗——中国突厥斯坦考古探察的详细报告》8，对和阗地区古城的消失、沙漠绿洲的变迁等问题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他的考古报告让西方人再次注目于东方，注目于中国，因为在西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隐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

　　因为斯坦因本人没有研究汉文文书的能力，所以他将所得到的汉文文书交给学生沙畹考释。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为沙畹审定书稿，编印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和《流沙坠简》等书。1953年，沙畹的学生马伯乐的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在伦敦出版。英国博物馆东方刊本部的翟里斯，用了38年，对斯坦因所获的汉文文书进行编目工作，于1957年出版《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一书9。斯坦因所带走的大量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

三分析中国学者对斯坦因的评价

　　中国学者对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焦点在于斯坦因掠夺、破坏了文物，到西域考察的目的不纯，有为英国政府充当间谍的嫌疑。本文将针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以求客观地认识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一） 对斯坦因掠夺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考察的过程中，将他所得到的大量文物带回了英国，其中包括在敦煌藏经洞得到的无价珍宝。外国学者通常把斯坦因对敦煌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抹煞了中国学者研究敦煌的功绩，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0不仅如此，文物的大量丧失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也是莫大的耻辱。斯坦因所书写的这笔历史公案，永远无法抹去。

　　当我们因此而指责斯坦因的时候，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会无视中国的主权而带走文物？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帮助，当地官员为他提供了劳工、向导和供给，使斯坦因得以顺利工作11。当地的人们对斯坦因是否运走文物也并不在意，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自身的温饱更为重要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风雨飘零的帝国已无暇顾及文化是否丧失。而斯坦因是一个已跨进现代文明社会的西方人，他将东方人已淡忘了的古代文明视为珍宝，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沙漠腹地，不顾一切地追寻这已失落了的西域文明。

　　在敦煌，斯坦因以极少的金钱买到了29箱珍贵文物，这些经卷、佛画大多陈列在伦敦博物馆。敦煌学从此被世界承认，由敦煌学引来的耻辱也因此由中国学者承担。当我们必须从英国博物馆购买敦煌经卷的微缩胶片来进行研究时，不由得指责斯坦因，以花言巧语蒙骗王圆箓，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文物。

　　但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斯坦因，还有我们自己。为什么把敦煌交给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道士看管？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对此事视若无睹？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整理和保护这些文物？

　　当时的中国是穷，但绝没穷到拿不出五、六千两白银运费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无人也无力留住这些珍贵的文物吗？让斯坦因只花了130英磅，便将敦煌经卷运到了大洋彼岸。

　　文物被运走了，留下的是无法抹去的耻辱，而这耻辱正是我们自己印在身上的。国家的落后、官吏的腐败、知识分子的懦弱、人民的愚昧，正是这耻辱的由来；一味地指责别人、推卸责任，将是这耻辱的加深。

（二） 对斯坦因破坏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对壁画进行了剥取，对大批遗址进行了盗掘式的发掘，破坏了文物。他的许多学术观点掺杂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主观臆断，有不合理的成分。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考古学虽然由来已久，但田野考古学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斯坦因所处的时代，正是田野考古学初步兴起，考古水平普遍不高的时期。因此，他不可能有超越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考古水平，对文物的保护也只能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平。揭取壁画确实不利于文物的整体保护，但当时的考古学者基本都是这样做的。

　　斯坦因1901年在新疆洛浦县西北的热瓦克遗址考察时，对热瓦克大佛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为了加快进度，他雇佣了许多劳力，挥动铁铲不停地挖掘。在今天看来，这种挖掘方法与盗掘没有区别。而对于斯坦因来说，时间的限制、持续的大风、地下水的渗透、考古水平的限制，使他没有别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出土的雕像过于巨大而无法运走，斯坦因便将它们拍照、临摹、记录，重新埋回地下。他将一些小型的塑像带走，这些文物没有被换成金钱装进斯坦因的口袋，它们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而那些被埋回地下的文物，后来被当地的寻宝者砸得粉碎。40年后，热瓦克的官员发掘了热瓦克佛寺，展出了文物，而这些文物最后下落不明。两者相比，后者对文物的破坏不是更为可耻吗？

　　谈到破坏文物，就不得不再次谈到敦煌。当藏经洞的经卷终于得以运往京城时，灾难却再一次降临。用草席草草捆扎的经卷，被沿路的官员不断偷窃。到达京城后，又被主管的官员大量窃取。更为可耻的是，为了怕因经卷的件数缺少而暴露此事，他们将较长的经卷一撕为二来充数12。

　　同是对文物的窃取，斯坦因所看中的是文物自身的历史及精神价值，他将敦煌文物放在了英国博物馆保存；而中国的这些官员，知道这些文物价值连城，是一种变相的黄金，要不失时机地捞一把。至于文物的精神价值、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护文化遗产等等，他们从没想过。

　　文物被自己国家的人毁坏了，却没人指责他们的愚昧和贪婪，而只是把满腔怒火向斯坦因发泄。不自责而去指责他人，除了说明我们缺乏责任感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此外，斯坦因的学术观点中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他是站在西方人
的立场上看待东方文化的，难免出现偏差。对于不正确的观点，理应进行批驳。尽管如此，斯坦因的探险精神与科学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颂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坐在书房里从事史料的考据工作时，斯坦因正在漫漫的黄沙中行进。如果没有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尼雅可能会在沙漠中继续沉睡下去。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科学，不应该受到指责。

（三）对斯坦因充当英国间谍的分析

　　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拥有高度统治权，并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优势地位。英国的马继业和俄国的彼得罗夫斯基，分别是驻喀什的领事，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日以继夜地明争暗斗。斯坦因与马继业的关系十分亲密，他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马继业的大力支持。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他西域之行的目的。

　　从主观上看，斯坦因所代表的确实是英国的利益。在他眼中，英国是伟大的“日不落帝国”，是文明而先进的；东方却是愚昧和落后的。英国政府支持他的考察活动，为英国服务也是他应尽的职责。然而，斯坦因到西域进行考察是由他首先提出申请的，并不是英国政府的派遣。他考察的理由与目的前文已有引述，他的考古成果也足以证明他考察的目的，绝非到西域来收集情报、充当英国的间谍。

　　从客观上看，当时的俄国已派出了学者对西域进行考察，英国也决不会甘心落后。在英俄两国角逐的这种形式下，斯坦因的考察活动，确实属于英国扩张势力活动中重要的一项，他为英国政府的扩张扩大了影响。此外，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地图，无疑是军事上宝贵的资料，英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然而，考古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绘制地图是考古工作者必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斯坦因的考古活动和他画的地图被英国官方利用，就把斯坦因也列入间谍的行列。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斯坦因是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为了研究古代西域文化而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并考察了许多古代遗迹，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西域的考古成就让人们大开眼界，原来在这片荒凉的沙漠中，竟然埋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正是因为有斯坦因这样的人，丝路文化才能重现于世。作为一名孜孜不倦、奋斗终身的学者，斯坦因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斯坦因运走了大量文物，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历史无法更改，不容忘记，这份耻辱更是无法抹煞。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抹煞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就。我们应该做的，也不仅是一味指责斯坦因不道德的行为，还应该反省自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应该如何向世界证实，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物，有能力研究我们的祖先遗留的文明。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奋发图强来洗刷耻辱。向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保护丝路文化，既然敦煌在中国，那么敦煌学就一定在中国！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属于中国的，丝绸之路也是属于中国的，而丝路文化却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欢迎所有热爱丝路文化的人来保护它、研究它，但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塔克拉玛干沙漠曾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丝路文化是人类曾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又被遗忘了的文化。斯坦因等考古学家让这已消逝的文化重现于世，让人类有机会重新解读丝路文化，了解这神秘而美丽的道路上曾有的辉煌。


注释

1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第3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2 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 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4 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37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 王嵘：《无声的塔克拉玛干》第21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
6 胡戟、傅枚：《敦煌史话》第117页，中华书局，1995年。
7 冯骥才：《人类的敦煌》第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8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第2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9 胡戟、傅枚：《敦煌史话》第209页，中华书局，1995年。
10 胡戟、傅枚：《敦煌史话》第6页，中华书局，1995年。
11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第9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12 冯骥才：《人类的敦煌》第2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参考文献

1．郭鲁柏（法）：《西域考古记举要》，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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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6．王嵘：《无声的塔克拉玛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7．大谷光瑞（日）：《丝路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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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戟、傅玫：《敦煌史话》，中华书局1995年版。
10．冯骥才：《人类的敦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11．南香红：《发现楼兰一百年》，南方周末1999年12月24日第2版。
12. 斯文．赫定：《生死大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 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 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 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 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 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 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 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 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 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 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 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 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 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 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 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 至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 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 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 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 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 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 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 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 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 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 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 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陡”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

斯坦因年轻时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研习古代语言。漫长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探险，就是试图考证那些重大战役发生地点。学习东方语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远行者形象——唐僧玄奘。

1887年，他穿过苏伊士运河第一次来到亚洲。在印度，他找到了另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向。

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从大学开始研习梵文和波斯语，21岁在英国做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博士后期间，他结识了两位曾在印度理事会任职的前辈，那时候印度归东印度公司统辖。这俩人把他推荐给印度理事会，充任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这个职位牵制了他10年，从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中看出，当时他反复要求一段时间特殊工作，或延长某假期，争取的是旅行考古的时间。

斯坦因之所以愿意到印度，是怀着一个世俗理想——以印度为跳板，在大学谋得一个东方研究的职位，他的导师比勒教授在入职大学之前一直在印度，他想重复这条道路。比勒教授离开印度时有一大遗憾，从17世纪初来到克什米尔的欧洲人都从波斯著作中知道有一本成书于12世纪的梵文编年史《克什米尔王记》，比勒教授直到离开印度也没找到这个抄本，斯坦因后来找到了。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自1600年进入印度，成了印度的实际统辖，1857年印度土兵起义被镇压后，英政府派去了总督，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了印度。第一任总督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里设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职衔:考古调查员，担任这个职衔的是一个英国上校，他后来被认为是印度考古的泰斗，1870年建立了一个考古调查署。这个主管退休后，考古调查署解散。斯坦因在初到印度的10年间，一直四处讨好献媚，申请考察资金，以至于他在印度以利用社会关系出了名，1896年他参加了英印政府出资的边境考察。印度西北边关有商人来往于俄国、中国和印度的山口，英国和俄国都觊觎着中华西域，“边境考察”当然是服务于这场竞争的。斯坦因也由此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中亚考察。1897年底，英国驻军要对北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也来邀请斯坦因同行，印度总督提供了经费，他在给他哥哥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兴奋，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观战，按他的字眼是说“观赏”炮击反叛者的“有趣场面”，他视这次机会为他“开辟了光辉的前程”。

这两次小小的远行让斯坦因的职业志向急剧改变，这期间，古文字学家赫尔勒一篇关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抄本残片的研究文章发表，暗示该地区历史时间的复杂性十分难解。早在1870年，英印政府的一个政治代表团出访新疆时，就注意到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收集了一批古代文物。20年后，天山南麓库车附近一群找宝人，在一个古代遗址挖出一批文稿，当时，英印陆军情报官员鲍尔正在该地区执行追捕任务，他买下了这批书稿中的51页，带回印度交给孟加拉亚洲学会。这些从未被欧洲人发现过的古文字后来被东方学家辨认出是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时代为公元5～6世纪。之后，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验证了塔里木盆地埋藏着古代城市的推断，而且带回了大量实物。接着法国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古老的卢文佛典。这一系列事件，斯坦因看到了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启发了他远行的具体方向——中国新疆。

时任印度总督对东方考古有很高的兴趣，很快就表示会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在所在的学校征得假期后，斯坦因向英属印度政府写了一份意见书，申请政府支持他对中国新疆和田周边考察古遗址。他在申请中说，他的目标是寻找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并承诺找到的所有东西将交给印度政府以便存入大英博物馆。他不仅详细盘算了所需费用，还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甚至不忘提醒当局说，争取让中国政府指示和田的官员，允许他勘察、发掘，并拥有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购买文物。在申请报告中他特意通告政府，俄国科学院已经宣布准备派出考察队考察吐鲁番，瑞典人斯文·赫定也要开始再一次考察。1898年底他的申请得到批准。为了这次考察，他在两年里给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写了数不清的信。

他总是能忍受傲慢的官僚程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关键人物关注，他的朋友评价说，他是玩弄官场秘密规则的大师。第一次成功运用这种技巧，使他找到了《克什米尔王记》的梵文抄本:他到印度时候，掌握那个抄本的人已经死了，抄本被分成3份，由那个人的3个儿子分别保存，他们和父辈一样，拒绝把抄本出售给任何人。斯坦因和他们交涉了一年，毫无进展。后来斯坦因回忆说，尽管如此，他却在其中“学会了东方的谈判术”，又一年后，《克什米尔王记》的3部分抄本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

1900年4月，还没有拿到护照，斯坦因就到了克什米尔，为他历时10年的《克什米尔王记》译注做导言。完成这部书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完成了一个段落。

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更狡猾，他在给斯坦因申请考察护照时，只字不提挖掘购买文物，说那样反而会破坏计划。

这次考察蓝图就是他写的那个详细的建议书，斯坦因有3本书叙述他的第一次探险:《中国新疆考古》、《沙埋和田废墟记》和《古代和田》。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长途探险，他不仅不懂汉语，还要穿过帕米尔山谷，到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去。

“5月31日清晨，16匹马驮着我们的帐篷、日用品和器材等，已经整装待发。”穿过克什米尔进入新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先到喀什。6月28日，一进入塔什库尔干，斯坦因的勘测工作就地开始。让他兴奋的是远远地看到了维吾尔语中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这座山峰以及更远方山崖上的塔什库尔干城墙，使他意识到“现在进入了要进行研究的地区”。斯坦因在塔什库尔干与地方官周旋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爆发。英印政府还是快速运来一批左轮枪和军火，委托斯坦因交给英印驻喀什的政治代表。7月30日到达喀什的时候，斯坦因带来的武器仅被视为一份礼物，因为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告诉他，在这个地区，可能的麻烦不会是义和团，而是俄国人。

斯坦因在喀什停留了5个星期做考察准备，马继业为他传授中国礼仪知识，介绍喀什的中国地方官，斯坦因在与中国官员寒暄中，很快发现大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很有用处，几乎能引起所有有文化中国人的好感。事实上，他也确实得到道台提供的帮助，保证了运输、供应和劳工，以及发掘和考察的行动自由。9月11日，斯坦因的考察队离开喀什，一个月后到达和田，在和田知州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由“找宝人”组成的小队，给他探路。19世纪末欧洲人在中亚的探险考古刺激了当地一种“找宝人”，找宝人为了钱在沙漠遗迹中寻找佛像、建筑上的金箔、饰件等等。在等待期间，斯坦因在附近测量山地，绘制了和田河支流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地图。

一个月后，一个寻宝人带回了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佛像浮雕的残片，及一些婆罗谜文书碎片。这些从丹丹乌里克找到的文物让斯坦因惊喜不已，从寻宝人的描述中，斯坦因相信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斯文·赫定去过的“塔克拉玛干古城”。于是他决定去丹丹乌里克。到达那里，他把营地安置在遗址边，为了让民工们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挖掘。在沙漠下3英尺的深处，他们挖掘到了荒废的佛寺，发现了一些木板画、佛像、壁画、木碗，在一个寺院的藏书的地库里，他发现了渴望的手抄文书。有梵文的佛经，也有汉文文书，年代是公元7世纪的。30多人的挖掘队在这里忙了3个星期，挖掘了14座遗址，搜寻到180多件珍贵文物。拥着这些宝贝，他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1901年到了，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尼雅，他推断那里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的“尼壤城”遗址。和田知州潘震照样答应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探访的人带回两块木牍，木牍上的文字与他在印度见过的一种公元1世纪写体很相近，这是以前从未被欧洲人发现的一个荒废的远古城址。他逐一考察，甚至从一个垃圾遗址中获得了10多件写在羊皮上的完整文书及数百片木牍文书。他在尼雅挖掘16天，获得了660件文物。丰富的收获吸引他先后4次到尼雅。前两次共发掘了53处遗址，将尼雅翻了个底朝天，仅卢文木简就有700多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五铢钱，还有木制工具、丝、麻、毛织品等，他从这儿带走的文物至今没有清单。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的这些遗址，现在一般认为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有“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的“精绝国”故地。木牍文书上明确的日期是东汉魏晋时期，这片废墟已沉睡了1600年，说明这里不是斯坦因想找的那个“尼壤城”。

在这个巨大收获的激励下，斯坦因继续向东，在拉瓦克连续9天，斯坦因指挥他的雇工甚至晚上点起篝火连夜加班，从沙丘中挖出了侍从者小神像、小型壁画，及91尊大佛像。斯坦因将小神像和小型壁画装了箱，比真人还要高的佛像无法搬走，只好拍了照片，用沙子重新掩埋，为的是等条件具备，再把它们弄走。

由骆驼和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驮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浩浩荡荡离开了拉瓦克。至此，斯坦因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古城遗址连续4个月的挖掘暂告一段落。

当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织物、木雕和还有大量木牍文书送往欧洲时，和田的潘震一再问:“为什么这些古代资料要运到西方去？”他没有回答。

这年5月，他回到喀什，1500件收获物在这里被精心包装在12个大箱子里，带着这些大箱子凯旋伦敦。在接收这些箱子的大英博物馆里，他整理了他的宝物，1903年完成了他的《沙埋和田废墟记》。

他的中国旅行取得成功后，德国政府派出了格伦威德尔教授考察队前往吐鲁番，俄国虽然处于俄日战争，也派出奥登堡教授进库车。

1904年7月，他为第二次进中国向政府及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发起申请，他要求的时间比第一次更长，经费更多。英国税务和农业部规划了他的开支，大英博物馆负担大部分，用这笔支出获得斯坦因发掘的文物，英印政府支付一部分，也应得到文物的一部分。经过冗长的内部讨论，1905年底斯坦因的计划被批准了。

第二次中国之行本来被看做第一次的延续，因为发生在敦煌的戏剧性事件，使这次旅行具有独立的意义。

按此次探险笔记中的说法，他原计划调查罗布泊西部的楼兰遗址，这是1900年斯文·赫定的向导偶然发现的，后经发掘，证实是楼兰古城。敦煌的千佛洞也早已有欧洲探险队参观过，斯坦因当然对此有所了解，他第二次中国探险计划中，就包括要亲眼见识那些洞窟和壁画。他要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到达罗布泊，他的对手们都是从北面的绿洲的近路走，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困难。

1906年4月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组织队员，疏通路线，通知马继业告知中国边境的“按办”准备20头牦牛，同以往一样，英印政府的勘探局给他配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他首先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那时的巴基斯坦也是英国属地。

英国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为他准备了8峰骆驼和马匹，找到了第一次到中国时雇用过的赶骆驼的能手，又一次带着斯坦因拜访衙门。斯坦因第一次到塔什库尔干就懂得了，测量工作要在中国守军休息时秘密进行，他的助手要在这时拜访当地地方官，大谈各种旅行的事宜吸引他的注意力，使其没功夫怀疑在要塞周围发生的事情。马继业给他的最大帮助是给他介绍了翻译蒋孝琬，这个蒋师爷在斯坦因的敦煌之行中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蒋孝琬是湖南人，初来新疆是在1883年前后，给某官员做师爷。马继业看重他不仅能翻译，还有学识，身体好。开始他与斯坦因之间是通过一种新疆方言交谈，斯坦因掌握了粗浅的汉语后，他们之间几乎就是同党了。

6月23日从喀什出发，8月路经和田，因为他在这个地区发现尼雅遗址使他获得了荣耀，他自认这里是他的王国，经过拉瓦克时，5年前斯坦因用沙子埋藏的大佛像，已经被盗墓贼挖走。但尼雅则又一次给了他运气。离开尼雅，他12月到楼兰。这个古代时处于交通干线上的遗址，每一地点都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就有200多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卢文文书”，成堆的古钱币、木雕和泥胎佛，斯坦因领着他的雇工在沙子埋没的建筑物中挖掘了11天后，粗略整理装了箱，但他似乎很不满足，在信件里说:“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片等等。”

1907年新年一开始，斯坦因转而西行，来到米兰古城。斯坦因原计划只在米兰挖掘四五天，太多的出土物以及包装，花去了他18天时间。主要目标达到后他要去参观敦煌石窟了，3月12日，一到敦煌他就拜访了敦煌县令，县令给他讲了莫高窟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之前不久，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