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9日，北京城西北角的西直门火车站，有些不同寻常。这个古朴而简单的车站，这天一下子汇集了许多中外人士。这在尚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旧中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很显然，这是一次送行。然而，这天的特别之处在于，来的既非达官显贵，也不是富商巨贾，而是一群普通的学生和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中外学者。大家都是为即将起程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送行。几天前还在针锋相对、激烈争论的谈判双方，此时脸上丝毫没有不快与敌意，大家都带着良好的心情汇聚于此，献上最衷心的祝愿。列车起动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考察团理事会主席周肇祥上前一步，向考察团的每一个探险队成员手里送上一页纸，上面用中文写着一首热情洋溢的送别诗。而这首诗的作者，两个月来正是谈判中最固执、最不退让的“敌手”。作为瑞方团长的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是这样描绘当他接到送别诗时的感受：“当他诗人的才情得以宣泄的此刻，其内心的藩篱与隔阂就像一堆木桩，顷刻之间坍倒下来。他的‘不朽之歌’就仿佛是此后我们的合作征途里所充溢的那种亲情与和谐之音的一个序曲。”  
    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就这样以一个带有文学意味的起点，拉开了序幕。

1.组建于灾难深重而知识界开始觉醒的旧中国

    始发于1927年，结束于1935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不论是在新疆探险史上，还是在中外合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瑞联合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位；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缘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华考察。
    1926年，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大地时，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柏林）做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这次他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带来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受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因为，斯文·赫定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与科学、民主思想，忽略了辛亥革命10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中瑞双方签定协议


斯文·赫定与袁复礼、徐旭生（引自《亲临秘境》）


为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而发行的一套邮票


汽车考察途中（引自《亲临秘境》）


考察团在途中休息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乌鲁木齐同乐园宴请新疆政界要人


考察团的汽车由木船摆渡（引自《亲临秘境》）


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斯文·赫定


考察团中的中方学者（引自《亲临秘境》）


考察团在野外合影


考察团的中外学者在一起研究工作

    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学会达成了协议。协议最重要的部分是：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吸收了5名中国学者、4名中国学生（后来又增加了几名中国学者）；由斯文·赫定及当时的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炳昶（旭生）分任中瑞双方团长；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yUX
    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社会力量之一的标志。正是基于协议的上述几条原则，才确保了这一规模空前的考察竟能在战乱仍频、哀鸿遍野、政权一再更迭的动荡背景下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协定。从此，外国探险家随意进出中国西部“建功立业”的时代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才是平等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域探险考察的开端，也因此才能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平等团结是成功的基础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1933年，考察团由内蒙古进入新疆，沿途除做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外，还建立了气象观测站，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发掘。第二阶段是1933～1935年，这一阶段是受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委托，去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由于以美国福特公司提供的汽车做交通工具，所以又称“汽车旅行考察”。

考察团到来时的乌鲁木齐（引自《亲临秘境》）


考察团在哈密


杨增新


金树仁

  
马仲英


盛世才


斯文·赫定与当时新疆的要人合影。斯文·赫定右面是樊耀南。（引自《亲临秘境》）

    对于这样的协议和中外合作考察，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探险家们的反对。他们或是指出，如果签订这样的协议，今后其他人就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将使个人以“找宝”为惟一目的的探险退出中亚舞台；或是预言，中国学者根本不配参与考察活动。然而，考察团的中国学者、学生以及其他辅助人员，以他们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对那些所谓的“预言家”做了最有力的批驳。同时也以他们在探险考察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赢得了国际同行们的尊敬。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探险考察活动，都可以写成一本生动曲折的文学传记。
    考察团中外团员间的平等互助与精诚合作，成为这次从1927～1935年历时8年之久的探险考察的特点之一。考察团所经之处，地理环境之艰苦，已是众所周知。此外，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新疆更是处于多事之秋。斯文·赫定这两次来疆，都是新疆近代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当1928年考察团在乌鲁木齐时，发生了杨增新被刺事件。随着金树仁的上台，新疆陷入了连年的战乱。当1934年汽车考察团的成员再次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达到关键时刻，考察团陷入了战争的漩涡。但是由于考察团中外工作人员相互尊重，团结一致，因而得以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法国雪铁龙公司资助的中法科学考察团。虽然同样是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但是“本质上互相都不信任”。法方团员“多在殖民地工作过，完全以殖民地主人的态度待人，当然引起中方人员的反感，后来终有一次大分裂”，使这次考察“如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而中瑞科学考察团，由于一开始就签订了平等基础上的协议，双方又有着极好的合作精神，因而考察团取得了许多震惊世界的成就。考察结束后，以“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中瑞联合考查团”为总题，出版了55卷（集）报告，从而使这次考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西域探险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成功典范。

3.流动的大学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历时8年的探险考察中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自1927年5月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和中国学者徐炳昶率团从包头出发开始，考察团在不断克服重重困难时，也不断取得收获。考察团经内蒙古额济纳进入了新疆，沿途便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在额济纳建立了中国西部的第一个气象站。
    在额济纳破城子等地，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上万枚汉简，曾被认为是与敦煌藏经洞并称的重大发现。1934年夏，贝格曼在罗布人奥尔德克的引导下，发现了著名的“小河5号墓地”。  
    斯文·赫定不仅是这次大规模多学科考察的领导者，而且亲身从事众多自然地理与人文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他于1934年重返罗布荒原，完成了乘船前往罗布泊的夙愿，被认为是千年一遇的机遇。他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是对这次科学考察全景式的报告。  
    此外，霍涅尔在动植物学方面的调查、丹麦人亨宁·哈士伦对土尔扈特蒙古部落的调查等，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次考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考察团的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


黄文弼在土垠发现的木简

    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后在吐鲁番、罗布泊以及整个塔里木地区进行调查，其成果分别见于《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几部专著。


中国学者（从左到右）尤寅照、陈宗器、龚继成


黄文弼的著作

    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率领的分队在奇台发掘出7个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由杨钟健定名“赫定水龙兽”），立即受到学术界关注，法国报刊曾将其渲染为“中国新疆发现7个活的恐龙”。同时还发现了两种新的恐龙化石，分别命名为“袁氏三台龙”和“袁氏阔口龙”。出土了当时中亚最长的恐龙化石，这种长10余米、高4米多的恐龙，定名为“奇台天山龙”。  
    中国科学家陈宗器，对北返的罗布泊做了测绘，就塔里木河下游与孔雀河水系进行了水资源考察，依丝绸古道追溯了交通情况，同时还就人文地理等做了调查。他是迄今为止在罗布荒原工作时间最长的科学家，累计共12个月。此间他曾3次步行考察楼兰古城。他的《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是罗布泊科学考察的杰出成果。
    1987年12月，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主持下，中国的科学家们聚会于北京科学会堂，隆重纪念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60周年。大会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次考察被称为“流动的大学”，是中国地质、地理、考古等众多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这所流动的大学，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学者，他们是中国现代科学考察的先驱。

4.昨天的设想与今日的现实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后，历朝中央政府都把经营西域作为重要方略。一方面这片广袤的地区对于中国政局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将西域作为向西进一步发展的通道和窗口。应该说，丝绸之路的存在为这种设想提供了依托。但是，随着丝路的中断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西域落入了一个封闭的环境。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文·赫定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新疆不仅与世界是隔绝的，而且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困难重重。
    20世纪初新疆之闭塞，可从关于乔治·马嘎特尼（马继业）的那个著名问答中见到一斑。英属印度政府问：“喀什噶尔有个英国领事或代表，可以给他发电报吗？”英国外交助理国务秘书答：“在喀什噶尔没有英国领事，只有驻克什米尔的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马继业先生在那里。如有急事与他联系，可以用三四天通过北京给他打电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把电报打给在北京太后陛下（指慈禧）的大臣，由他再通过中国的电报转达。这种情况不安全，因之很少采用。一般来说，应该通过克什米尔的公使传递。公使会将指示的内容电告吉尔吉特，然后由信使送到喀什噶尔交给马继业先生。但这大概得用两星期。”  
    这种现状，早就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甚至一些外国人士也表示出对新疆前途的担忧。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的起因，就是因为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柏林）做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而考察的第二阶段又是受当时南京政府铁道部的委托，去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
    改善新疆与内地的交通与通讯，修建贯通亚欧的铁路，修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公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开辟空中航线，是许多人、包括当时的外国探险家在内的一种美好设想。显然，这种设想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根本无从实现。然而，时光只过了不到一个世纪，这些设想，甚至在当初看来是美好梦想的，如今已成为现实。
    探险家们在新疆万般曲折、倍受磨难乃至葬身沙海的经历，已成为历史上表现百折不挠精神和顽强意志的故事。  

沙漠公路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车站


穿越戈壁的现代公路

    在今日的新疆，一个集航空、铁路、公路运输为一体的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已初具规模。兰新铁路、南北疆铁路可令人享受安全舒适的旅行，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提供了交通安全之便，而连接全疆以及全国各地的航空线，则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古人数月乃至一年的艰难旅程。
    新疆目前已是中国航线最长、航站最多的省区。以首府乌鲁木齐为中心，建立了连接天山南北与祖国各地的航空运输网，同时也成为西出国门、连接中西亚及欧洲的中转站。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蓝天上的现代丝绸之路”。


乌鲁木齐鸟瞰


乌鲁木齐火车站


网络通讯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候机楼


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风力发电站穿过的吐—乌—大高等级公路


铁路枢纽


乌鲁木齐机场停机坪

    40年前，新疆还没有一条铁路。当时从内地来新疆，乘火车到兰州后换乘汽车，辗转颠簸近10天方到乌鲁木齐的经历，当时那些进疆的人，至今仍是记忆犹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新疆目前已有3条铁路主干线：兰新铁路（兰州—乌鲁木齐）；南疆铁路（吐鲁番—喀什）；北疆铁路（乌鲁木齐—阿拉山口）又称兰新铁路西段，这条铁路西端与哈萨克斯坦的吐西铁路相接，形成了东起中国江苏连云港，经陇海、兰新线至阿拉山口出境，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法国等国到达荷兰的鹿特丹港的一条国际铁路干线，全长10070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段为4108公里。由于这条干线横贯亚欧两大洲，因此被称为“亚欧第二大陆桥”。

乌鲁木齐市容


乌鲁木齐市容
    公路历来是新疆的主要交通线，但在几十年前公路交通的里程及路况，都与这样一个地域如此广大的区域极不相称。如今我们从外国探险家的笔下读到20世纪初叶在新疆进行汽车探险考察的篇章时，在为其经历的惊险曲折感到新鲜刺激时，仍会为当时道路状况之险恶而震惊。目前新疆已建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全区96个县市全部通了公路，85%以上的农牧团场通了客运班车，843个乡镇中有810多个通了公路。一个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国道干线为主架，东连甘肃、青海，南接西藏，西出中亚各国，区境内地市相通、县乡相连的公路运输网络已经形成。乌鲁木齐—昌吉一级公路、吐鲁番—乌鲁木齐—大荒山高等级公路和乌鲁木齐—奎屯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标志着新疆的公路建设已进入现代化新阶段。而全长400余公里的世界首条沙漠公路横贯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死亡之海”创造了人间奇迹。在今日新疆乘坐宽敞的汽车，沿古丝路进行安全舒适的旅游考察，已从往日的梦想变成今天的现实。
    至于由微波、光缆、卫星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构成的现代立体通信网络，则完全改变了新疆通讯不畅的历史。当今天的人们使用宽带网进行交流，或享受着移动通讯带来的便利，再来看那段关于马继业的问答时，无异于在读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然而，不论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丝绸之路上外国探险家的足迹就如同这条著名的古代交通线一样，成为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以今天的理念来审视这些探险家的行为，不论是非功过如何，毕竟他们让世界了解了新疆。

文化考古的发现能够从更深层次揭示历史的面貌，从人们生活发现足迹的变化，也能够从人们的内心感受到变化对人的影响，这个价值胜过对宝物的追寻。

人生本来在乎的就是过程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