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天山，沿古丝道南行，便来到了位于天山中段、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地区。这里古称龟兹，是汉代（公元前3世纪～3世纪）的“西域三十六国”和唐代(7世纪～10世纪)的“安西四镇”之一。  
      新疆有句俗语：“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瓜，库车的羊羔一枝花。”库车素以出产优质羊羔皮而闻名。库车的杏干历史更为悠久，据载，库车栽培杏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保留下来的优质品种就有20多个。每值杏熟季节，满山遍野的杏树果实累累，摇摇欲坠，远看好似一片绿色的海洋，近观则大如鸡蛋，小似荔枝，五光十色的杏子琳琅满目，阿克西米西(白杏)品质最佳，用它加工的杏包仁工艺独特、色泽金黄、甘甜如蜜，是闻名全国的风味干果珍品。
    更值得库车骄傲的是歌舞之乡、艺术宝库的称誉。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乐舞艺术。龟兹乐舞不仅在西域享有盛誉，而且流传内地、名满长安。如今库车身怀绝技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以及优秀歌舞演员和乐师，仍居全疆之冠。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前，库车、拜城一带曾是佛教胜地，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就出生在这里，唐代(7世纪～10世纪)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曾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故事。随着佛教的盛行，也诞生了凝聚着古代龟兹人民智慧的精美造型艺术，留存至今的石窟壁画，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是西域古代文明的珍宝。

1.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以克孜尔为代表的西域石窟艺术

佛教产生于印度次大陆，以后沿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史称佛学东渐。佛教最早何时传入库车地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魏晋时期(3世纪～4世纪)该地区佛教已经繁盛，寺院与石窟已遍及龟兹各地。不然绝不可能诞生鸠摩罗什这样影响波及中原的佛学大师。前秦吕光攻入龟兹时，见其国“塔庙千数”，《晋书·四夷传》载龟兹：“佛塔千余所”，而《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记龟兹有僧徒一万多人。在众多佛寺中，当时最著名的是雀离大清净。《大唐西域记》中是这样记述高僧玄奘所见雀离大寺的：“荒城北四十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怊怙厘寺，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重，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这个怊怙厘寺，就是雀离大清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巴什遗址。


木龙首（7世纪），库车县苏巴什佛寺出土。


克孜尔石窟谷西区外景（3世纪～9世纪），拜城县。

      除苏巴什遗址外，以库车为中心的阿克苏地区，现存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石窟寺。石窟寺建筑及石窟寺中的雕塑壁画，是这里佛教文化的精华。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赛姆、玛扎伯哈、托乎拉克埃肯、阿艾……在一个地区就有如此众多的佛教石窟，堪称一大奇迹。    一般来说，石窟的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为僧房(又称毗诃罗窟)，是供僧徒居住和坐禅用的场所，多为居室加通道结构，室内有灶炕等简单生活设施；一种是佛殿(又叫支提窟)，是供佛徒礼拜和讲经说法的地方。支提窟佛殿的拱形穹顶高大宽阔，窟门洞开，正壁塑立的佛像窟，有主室作长方形、内设塔柱的中心窟，有窟室为较规则的方形窟。这些不同类型和用途的窟，大多规律地修建在一起，组合成一个个单元。从配列的情况看，每个单元可能就是一座佛寺，而几个单元，就组成了一个佛寺建筑群。  
    龟兹石窟的建制，是各种文化结合的产物。有的学者认为，礼拜寺的拱形穹顶，明显受到波斯建筑形制的影响，有着大佛像的窟室则明显具有犍陀罗风格，就整体建筑而言，又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泥塑婆罗门像（7世纪），库车县群先古城出土。


观无量寿经变（7世纪～8世纪），阿艾石窟，库车县。


人首象身泥塑（7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德国探险队挖掘）

龟兹石窟的雕塑与壁画，更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域文化结合的典型。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其石窟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在中亚和东方佛教艺术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克孜尔石窟的雕塑大部分已被毁或被外劫，现存的多已残缺。但从这些塑像遗存中，仍可看出龟兹雕塑的高超技艺。石窟雕塑有石雕、木雕、浮雕、彩雕等多种形式，有佛、菩萨、天王、武士、供养人等多种形象。克孜尔壁画现存1万多平方米，是整个龟兹壁画的绝大部分。其内容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动物画、山水画、植物画、装饰图案画等。尤以佛经故事画为多，其中的佛本生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的数量均为全国石窟画之最。壁画中还有供养人画、列佛画、千佛画和外国画家所作的画，此外还有极少的密教画。一些洞窟还有类似岩画的硬物刻画图。克孜尔壁画布局完整对称，人物形象逼真，色彩艳丽，表现力强。壁画造型除受中原影响的列佛和千佛壁画多以墨线勾勒外，其他人物形象都用铁线勾勒与色彩晕染相结合的手法表现。有的先用硬笔画出人体的主要部位，再用墨线勾描，质感极强，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龟兹画家创造的龟兹凸凹技法，发展了印度晕染法，对中国中原绘画艺术产生过极大影响。


欢乐的麦西莱甫


库车的巴扎(集市)


龟兹故城城垣，汉～唐(公元前3世纪～10世纪)，库车县。

  
克孜尔尕哈烽燧，东汉(1世纪～3世纪)，库车县。


库车的巴扎


弥勒菩萨说法图（7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第224窟。（德国探险队割取）


泥塑佛头（7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出土。


阿阇世王与王后像（7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第224窟（德国探险队割取）。


鸠摩罗什铜像，拜城县克孜尔石窟。（1994年立）

  位于库车县城西南约30公里的渭干河流经确尔达格山山口处的东崖间的库木吐拉石窟，是古龟兹地区的另一重要佛教文化遗址。库木吐拉石窟分为早期(两晋时期)、中期(南北朝到隋时期)和晚期(唐到回鹘时期)。早期壁画受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但多用粗线条画轮廓，人物形象表情平板，绘画技法较为简单。中期壁画风格有所变化，人物形象的轮廓既劲且细，有屈铁盘丝之风。人物多作深浅不同的晕染，立体感很强。用色以蓝、白、绿为主，明朗爽快。后期壁画的风格，人物形态上有明显的回鹘人的形象，绘法上显得生动活泼。用线上不仅刚劲如屈铁盘丝，而且粗细相间，更为圆润。在库木吐拉石窟中，唐代(7世纪～10世纪)壁画数量最多。与克孜尔石窟相比，库木吐拉石窟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在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唐朝风韵，集中体现了古代龟兹与中原地区的密切文化交往，出现了“西方净土”、“东方药师”、“法华”、“弥勒”等大型经变故事画。画家以丰富的想像力，把现实和幻想糅合在一起，变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创作方法上把佛和菩萨画得雍容端庄、温柔安详，充满了世间人情味。风景画出现了“远山近水”、“一摆之波，三摺之浪”的画法。楼阁房屋，“向背分明”，“深远透空”。树干山石显示出皴法的雏形，这显然是盛唐时期中原画风的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壁画中也有许多是中原和龟兹画风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壁画足以说明古代龟兹人民和中原人民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了祖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龟兹石窟的存在，不仅是丝路繁荣的产物，佛教东渐的记录，也是东西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见证。不仅是古代西域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应该共同珍惜的人类文化遗产。

2.佛教艺术宝库的遭遇，对外国探险家最大的争议

公元11世纪以后，曾在龟兹地区盛极一时的佛教，在西域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些融会着东西文化精华与当地人民智慧的佛教艺术品，虽然受到了人为的破坏，但其主体形制历经千年而得以保存，至少到清代（17世纪～20世纪），一些主要的石窟尚存有保留较完整的遗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人的著述中有所了解。如徐松《西域水道记》中载克孜尔石窟：“缘山法相，尚存金碧”，库木吐拉石窟：“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山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尺许，就壁凿佛像数古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域探险考察热的开始，大批外国探险考察者的到来，古代的库车及周边地区——龟兹，也被纳入了他们的视野。  

克孜尔石窟（3世纪～9世纪），拜城县。


泥塑菩萨（7世纪）库车县库木吐拉石窟（德国探险队挖掘）


德国人巴图司1902年在库车


库木吐拉石窟（5世纪～12世纪），库车县（德国探险队摄）。


木雕坐佛龛像，高26厘米、宽11厘米。

杜勒杜尔-阿库佛寺遗址出土，5世纪。佛结跏趺坐于龛内的莲花座，满面微笑。内穿僧祗，外披袈裟。袈裟上雕出的褶皱流畅，具有犍陀罗风格。外披右袒装，锯齿文边饰从左肩垂至腹部，中原地区金属造像中常可以看到。此件作品兼受多种文化的影响，表现了东西方文明在西域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伯希和挖掘）。


库木吐拉石窟（5世纪～12世纪），库车县。


克孜尔石窟谷东区部分洞窟外景（3世纪～9世纪），拜城县（德国探险队摄）。


佛弟子像（7世纪），克孜尔第224窟，拜城县。


泥塑菩萨（7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德国探险队挖掘）

    在外国探险者对库车的考察中，仍是以德国人的考察最为引人注目。德国探险队的四次西域探险考察中，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察，主要是在库车地区。在第三次考察中，德国人首先对库木吐拉等石窟进行了调查和发掘。面对眼前出现的丰富宝藏，德国人几乎忘记了这里地处偏僻，环境艰苦，“都抱着极大的热情在这里工作，每一天都能有新的收获”。当他们准备在森木赛姆石窟进行发掘时，先期到达库车地区的俄国人别列佐夫斯基兄弟大为光火，认为按照双方的协议，库车地区属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俄国人甚至威胁要用武力把德国人赶走。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勒柯克婉言进行了调解，表示愿意退出。其实，这并不是德国人的一种示弱，因为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俄国人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技术搬走壁画，因此便很“文雅”地离开了这里，转移到可能获得更大收获的克孜尔石窟。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人在克孜尔确实获取了超出他们预想的珍宝。
    在克孜尔，德国人为了考察方便，根据窟内艺术品的特征，给各洞窟进行了命名。尽管这些命名五花八门，却极为形象，因而有些名字还沿用至今，如十六佩剑者窟、落石窟、魔鬼窟等。格伦威德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石窟壁画的考察与临摹上，在他看来，“要把所有新发现的文物进行素描和绘制轮廓图。否则，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勒柯克与巴图司却仍是用他们所惯用的办法，用狐尾锯肆无忌惮地切割剥取壁画。在克孜尔的考察中，他们遇到了地震的惊吓、疾病的困扰，但与他们的收获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在克孜尔“远远超过以往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到处都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最饶有兴趣的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都是属于早期作品”。面对艺术宝库，勒柯克兴奋不已，以致他在其后的著作中，对自己如何割取壁画做了毫不掩饰的细节描绘。他惊叹：“这里的壁画是我在中亚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统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和他所处的种种场面，而且又几乎是纯粹的古希腊特征。”当然，勒柯克对克孜尔石窟艺术所下的定义不一定准确，但他们在克孜尔所掠取的壁画，无疑是他们中亚考察最丰富的收获。正像许多艺术史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克孜尔壁画代表了中亚艺术的一个高峰。


天宫伎乐（4世纪），克孜尔第38窟，拜城县。

  
克孜尔石窟谷内区外景（3世纪～9世纪），拜城县（德国探险队摄）。


佛与菩萨（7世纪），克孜尔第123窟，拜城县（德国探险队割取）。


七宝图（7世纪），克孜尔第123窟，拜城县（德国探险队割取）。
释迦牟尼涅槃前，弟子阿难讲述了过去转轮王治理天下用的七宝故事。七宝是：轮宝、珠宝、马宝、象宝、玉女宝、居士宝和主兵臣宝(后两宝残缺)。出现七宝形象，在龟兹石窟中仅此一例。


飞天(摹品）（7世纪），库车县，库木吐拉第16窟。


因缘故事（7世纪），库车县，库木吐拉第34窟（德国探险队割取）。


舍利盒（7世纪），库车县，苏巴什佛寺。
    舍利盒木制，高31.2米，直径37.3米。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苏巴什佛寺发掘出土。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盒身绘一列21人的乐舞队。舞者中有六位穿舞服带面具手牵手在跳跃，有两位戴面具手持棍、棒在单独表演。乐队共六人，乐器有大鼓、竖箜篌、弓形箜篌、排箫、鼗鼓和鸡篓鼓、铜角。另有五身儿童，两身扛大鼓，三身围戴面具舞者击掌助兴。此乐舞图与盛行在隋唐时期的“苏幕遮”歌舞戏十分相似，是研究龟兹乐舞的珍贵资料。


四相图（7世纪），克孜尔第205窟，拜城县（德国探险队割取）。
    阿阇世王近臣手执图画的内容是释迦牟尼一生的四大事件，即诞生、成道、转法X和涅槃。这种画中有画的形式是佛教艺术中独具匠心的不凡创造，堪称绝代精品。


伎乐飞天（7世纪），克孜尔第8窟，拜城县。


降魔成道佛传故事（5世纪），克孜尔第76窟，拜城县（德国探险队割取）。
释迦牟尼成佛前，代表邪恶势力的魔王前来破坏。先派遣三位魔女进行诱惑，中央的释迦牟尼瘦骨嶙峋，表示六年的苦修相。右侧是秀丽的三魔女。左侧三位白发面皱的老妪，是释迦牟尼对魔女的惩戒。


乐神（5世纪），克孜尔第171窟，拜城县（德国探险队割取）。
乐神善爱乾闼婆技艺高超自恃骄慢。佛涅槃前决心降伏善爱乾闼婆，经过比试弹琴，终于降伏乐神，成为最后度化的天神。

  
森木赛姆石窟外景（4世纪～9世纪），库车县（德国探险队摄）。


1906年库车的节日赛马活动（大谷探险队摄）


龟兹王供养像（7世纪），克孜尔第205窟，拜城县（德国探险队割取）。
画面右侧是两身引荐僧，左侧是龟兹国王和王后。此龟兹国王名托提卡僧，王后名位斯瓦扬普拉芭。在位时间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

    当德国人于克孜尔获得大量文物时，法国人伯希和于1907年来到库车。作为一个精通多种语言的汉学家，伯希和是手持《大唐西域记》来“按图索骥”的。他把目标定在了《大唐西域记》中有过记载的雀离大清静，对东、西怊怙厘寺，也即现在的苏巴什遗址进行了挖掘。这是外国探险考察者对苏巴什遗址的首次发掘，其最主要的收获是以前未曾发现的一种文字——吐火罗文文书和佛教典籍，有关内容记录在《伯希和库车地区考察日记》中。


华盖与坐佛（7世纪），库车县，库木吐拉第14窟。


泥塑天人像（7世纪～8世纪）库车县，库木吐拉石窟（德国探险队挖掘）


飞天与华盖（7世纪），库车县，库木吐拉第16窟（德国探险队割取）。


动物图（6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第77窟。


菱格本生故事图（6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第17窟。


克孜尔第27窟（7世纪），拜城县（德国探险队摄）。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法国考察团摄)。


库车县杜尔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法国考察团摄)


娱乐太子图（6世纪），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伯希和挖掘）。

    从1902～1908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也曾多次到库车地区进行考察发掘。除获得佛像、壁画、古钱币和文书木简外，不论是法国伯希和还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都发现和带走了舍利盒。其中由大谷探险队的渡边哲信与掘贤雄于1903年带往日本的一个舍利盒尤为特殊。这个舍利盒为木制，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盒内仅存骨灰，外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到了1957年，有人对此盒进行研究时发现，这舍利盒的颜色层内有绘画痕迹。经剥去表面颜料，显露出盒上绘制的图像——精美的乐舞图。龟兹舍利盒乐舞图的再发现，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提出：“从舞蹈者头戴的各种面具和乐舞的气氛威武雄壮等特点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龟兹‘苏幕遮’乐舞图。”也就是说，舍利盒上所绘内容，是古代西域地区著名的歌舞戏“苏幕遮”——乞寒胡戏。这对了解古代龟兹地区的市俗生活、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都是不可多得的实证，因而有着重要的价值。 |$SvD2^  
    俄、法、德、日等各国探险家的到来，使沉寂了千年的丝路重镇，再一次闪耀出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一座座富有的文化宝藏被打开，一件件艺术珍品再现于世。然而，这些考察者所采取的手段，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引起了人们针锋相对的争论。这也是丝绸之路上外国探险考察者的行为受到非议的主要原因。

舍利盒子有那么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