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新疆地区，不仅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段，曾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处而有过辉煌一时的历史，同时也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考察者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又因神秘的色彩一直为探险者所关注。    
汉代（公元前3世纪～3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西域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史册，同时也是汉文典籍对中国探险考察者的最初正式记录。此后不论是西域的经行者，还是有关记述，均不绝于史。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外国经行者也开始大量涉足西域。然而，随着海运的畅通，西域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的巨变，昔日辉煌一时的丝路要冲渐趋沉寂，无数古城遗址埋入沙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虽然给广袤的西部大地带来不幸，但同时也更增加了其神秘的色彩。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丝绸之路—西域成为国际学术界考察的热点，众多外国探险考察者纷至沓来，许多人因西域而名扬天下，所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因而，也是这些探险考察者重新让世界了解了新疆。

1.先行者的足迹，古代至1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外国旅行者

国外对西域的探险考察活动到底始于何时，严格的时间界限是很难划定的。如果以丝绸之路的畅通，外国经行者涉足西域作为界定的标准，不仅时间跨度过大，而且早期的经行者大多为商贾、僧侣及外交使团，一般来说并不带有考察的目的，有关记述不仅片鳞只爪，而且多带有传闻性。 i+_LKHQN  
    从9世纪以后，外国人对西域的考察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从9世纪到17世纪，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到过西域并留下有关记述的外国经行者的名字：火者盖耶素丁、依宾麦黑尔、柏朗嘉宾、卢布鲁克、伯哥洛提、费尔多·扎科维奇、叶夫拉依莫夫等等。当然，最为知名的还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葡萄牙人鄂本笃及其有关记述。

马可·波罗画像


斯坦因所摄什坦木峰和冰川


斯坦因所摄什坦木峰和冰川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公元1254年生于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与叔父玛窦·波罗，曾于公元1260年前往东方经商，于1264年前后，随伊尔汗国朝觐蒙古大汗的使臣到达上都（又称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召见，并被派作代表，出使罗马教廷。途中得知教皇已死，新教皇尚未选出，便顺道回威尼斯探家。这时，尼古拉之妻已去世，留有一子，才15岁，就是马可·波罗。两年后，尼古拉带着马可，从欧洲起行，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历时3年，再次来到上都。马可·波罗受到忽必烈的宠信，长期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达17年，并常代表元朝中央政府巡视各地以及出使他国，因而熟悉中国各地、亚洲各国的情况和元朝的许多重大事件。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父子充当使臣，护送公主前往伊尔汗国，使命完成后，从海道出发，于1295年返回故乡。当时意大利的两个商业大国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战争，波罗亲自参加了战斗。热那亚舰队击败威尼斯舰队，波罗被俘。在狱中，他请同狱人鲁思梯谦用法文笔录了他20多年在国外的见闻，这就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名著《马可·波罗罗行记》。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中国、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状况及其风情民俗，而且是第一部欧洲人系统、真实地介绍欧洲通往亚洲大陆交通路线的著作。马可·波罗父子也是最早有真实记录走完丝绸之路全程的人。尽管关于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大致可以确定：在丝绸之路西段，他从意大利出发，由地中海航行，过伊斯坦布尔到黑海，又经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及中亚的一些城市。在丝绸之路中段，他翻越帕米尔进入西域，经喀什、叶尔羌（今莎车），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和田到罗布泊，穿白龙堆到达河西。在丝绸之路东段，经沙州（敦煌）、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而进入宁夏，此后渡过黄河，经陕北、内蒙古到达上都。一路上马可·波罗历尽艰辛，也广增见闻，因而在这部书中，他对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各国及沿途主要城市都做了记述。特别是有关丝路中段——西域地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公元13世纪前后当地的情况和重要信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马可·波罗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而神秘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向往。200多年后，哥伦布就是为从海上印证马可·波罗的经历，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携带给契丹（中国）皇帝的信，扬帆远航。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了美洲，但是他却始终把这一“地理大发现”认为是到达了马可·波罗书中所说的“印度”等地。
    当丝绸之路因各种原因中断后，欧洲人对这一陆路交通线以及远在东方的中国，都缺乏足够的认识。《马可·波罗行记》虽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被当作传奇文学来看待，至于书中所提到的“契丹国”似乎更是子虚乌有之事。同时，一个新的国名——“支那”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为了证实“契丹国”是否就是“支那”，欧洲耶稣会委派一个神甫去做实地考察，此人就是鄂本笃。    鄂本笃（1561～1607）是葡萄牙人。年轻时在印度当水兵。为了探察“契丹国”的存在，于公元1603年从腊和儿（今巴基斯坦拉合尔）起程，扮作商人与前往喀什的商队结伴同行。鄂本笃由腊和儿经白沙瓦到可不里（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再由此向北，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葱岭（帕米尔高原），经塔什库尔干到达叶尔羌（莎车）。鄂本笃到达时，正值西域历史上的叶尔羌汗国时期。作为天山南部的重要城镇，当时的叶尔羌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品贸易中心，“商贾如鲫，百货交汇”。1604年，鄂本笃随另一个商队，从叶尔羌起程，经阿克苏、库车到达焉耆。在这里他们遇到从中国内地返回的商人，从这些商人那里得知了明朝的有关信息及耶稣教会利玛窦等人在北京传教的情况。这使得鄂本笃意识到，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就是支那，汗八里就是明朝的首都北京。这一发现使鄂本笃异常兴奋，也促使他随商队继续东行，经吐鲁番、哈密，入嘉峪关，到达肃州（酒泉）。鄂本笃本来准备在肃州过冬后，再起程前往北京，但不幸在那里身染重病，不治而亡。鄂本笃死后，北京耶稣会的利玛窦等人，根据鄂本笃的日记及其伙伴亦撒克的回忆，写成了《鄂本笃访契丹记》。这本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明代丝绸之路情况的信息，在中西交通史上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从该书中我们也得以了解到，当时许多商人受利益的驱使，冒充某地或某国的使臣、代表，将所携商品充作礼品或贡品，呈送明朝皇帝。而他们从明朝皇帝那里会得到数倍于所献“礼品”或“贡品”的赏赐，这比转运经商所得利润要大得多。因而商人们尽管在古丝路上艰难跋涉，倍尝辛苦，仍“人皆争欲为使”。这种现象绝非明代才产生的，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正是这巨大的商业利润，维系了一条贯通欧亚、连接古今的交通动脉，西域也因此才得以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2.西域探险考察的准备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亲历者

7世纪以后，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亚及其周边地区的战略地位，开始引起一些国家的关注。因而，带有明确目的前往西域的外国探险考察者大量出现，并开始了实质性的考察活动。与以往的经行者或商队使臣不同，这些人不仅目的明确，而且业有所工，术有所专，他们探察的专门性与专业性，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其著述的准确翔实，也是之前有关西域的旅行见闻录性质的著述所无法相比的。如果对18～19世纪中期有关西域的著述稍加研究，便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地理地质性的考察及其著述占有突出的位置，其中又以英俄两国的考察者居多。诸如经常被后世研究者所提及的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人杨哈斯本，以及英国福赛斯使团等都属于这一时期。由于对这些探险考察者目的有较多非议以及其他人所共知的原因，对这一阶段著述的翻译出版和资料的使用，是比较薄弱的。新疆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俄国人谢苗诺夫的《天山游记》，谢苗诺夫的考察活动主要是在当时尚属中国的伊塞克湖地区及其附近天山，这对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固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最为重要、取得成果最为丰富的人物，当属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出现，将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带到了近代史的门口，因此人们普遍将这一时期作为现代意义上西域探险考察的准备期或预热期。今天当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时，再来看这一时期外国探险考察者，对那些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定会严加谴责与批判，但对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成果，则可以客观地利用。因为，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不仅可以同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西域的人文与地理，而且有处于领先地位的实力。  

现在准噶尔盆地圈养的普氏野马


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像


驼队是在新疆探险考察的主要交通工具


俄国探险家别夫佐夫

    对于今天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了解普尔热瓦尔斯基，可能大多是从普氏野马开始的。近年来各媒体对世界上惟一的一种野马在故乡定居以及野马重返自然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多方面的报道，普尔热瓦尔斯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是一个标准的俄国职业军人。他于1870～1873年、1876～1877年、1879～1880年、1883～1885年先后四次到中国的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探险考察。1888年，在他准备进行第五次中亚探险考察时，染上伤寒，不治而亡。不容否认，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活动，是在当时沙皇俄国急剧向外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有着殖民主义的深刻烙印，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也从不掩饰他殖民扩张主义的观点。在他的考察过程中，将所有“发现”的山川河流，都按自己的意愿，用俄文重新命名。在青藏高原，他的探险队肆无忌惮地猎杀野生动物。在考察过程中，对当地居民极不尊重，如不遂意，就用诉诸武力的办法解决……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取得的成果及对后来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探险考察者，他的兴趣主要是在自然地理和动植物方面，而恰是在这些方面，他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通过四次考察，他采集了15000个植物标本和许多动物标本——哺乳类702种，鸟类5010种，爬虫类1200种，鱼类643种。他不仅是第一个捕获活的野马的人，而且是第一个获得完好野骆驼标本的人。仅是这两点，就使他名扬天下。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西部，也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路程。他对绝大部分自然区域的地理描述和记载以及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观察与区域特征的思考，都较为准确。他的测量成果填补了欧洲人对中亚地理认识的空白，纠正了一些错误。今天我们对新疆地理特征最通常采用的表述——三山夹两盆，就是由普尔热瓦尔斯基最初勾画在中亚地图上的。他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对罗布泊的位置提出了新的观点。对此，德国地理学权威李希霍芬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被称为“跨世纪地理学大争论”的国际学术界关于罗布泊地理位置及其变迁的争论。


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岸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墓地（斯文·赫定绘）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那个时代俄国中亚探险的领军人物，与他大致同期的俄国人还有：G.M.波塔宁，除中亚考察外还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格鲁姆—格什麦罗兄弟著有《中国西部旅行记》，以及瓦里哈诺夫、李哈烈夫等。而作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门徒和后继者则有：科兹洛夫，曾多次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以对黑城（喀拉浩特）的发掘而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别夫佐夫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五次中亚探险意外死去后，即任探险队队长；以及罗布罗夫斯基、奥勃鲁切夫等，当然这些人也可归属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域探险家。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俄国探险家，不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有何种动机，他们取得的探察成果不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而且也较任何其他国家的探险家要丰厚得多。
    同时代的英国西域探险家中几乎可与普尔热瓦尔斯基齐名的是杨哈斯本。可能对中国近代史较为了解的读者，更熟悉他的中文名字——荣赫鹏。杨哈斯本（1863～1942）出生于印度，父亲是一个在印度服役的英国陆军少将。杨哈斯本在英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印度，在驻扎巴基斯坦的军队中供职。杨哈斯本在中国西部的主要探险活动，是于1887年经张家口到归化（呼和浩特），组织了一支驼队，横穿戈壁到达新疆哈密。这段历时约70天的经历，使扬哈斯本成为第一个横穿这段戈壁荒漠的欧洲人。此后，杨哈斯本又沿着丝路古道，由哈密前往喀什、叶尔羌，然后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克什米尔。1896年，他把由内蒙古横穿戈壁到新疆、在印度的旅行和在克什米尔的调查写成一部书，名为《1884—1894穿过大陆心脏的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帕米尔以及其特那尔到满洲的旅行》。但是这部近于行程记式的著作与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广泛领域取得的探险成果相比，就显得过于单薄了。
    真正让杨哈斯本成名的是他后来在西藏的所作所为。由于参与了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并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杨哈斯本受到英国官方的褒奖，但是他的殖民主义行径和由此而给西藏带来的不幸，也受到后世的普遍谴责。

3.百年风云际会，19世末至20世纪的西域探险考察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形势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演变。这段期间，是世界政治经济风起云涌的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时期，也恰是西域—丝绸之路探险史上风云际会的时期。随着早期一批探险家在西域地理上的“发现”与一批珍贵文物的发现与刊布，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震动。古老东方文化的魅力，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又风格迥异的西域古代文明，再次让西方人大为惊叹。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国际东方学的兴起。而随着国际东方学的兴起，西域—丝绸之路成为国际性探险考察与研究的热点，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再次成为东西方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西域探险考察者的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涉及面最宽、成果也最为丰富。以考古发掘性的考察为重点，又广泛涉及到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地理、气象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格伦威德尔、勒柯克、亨廷顿等世界知名的人物都属于这一时期。楼兰古城、尼雅遗址、米兰遗址、小河遗址、李柏文书、大量佉卢文简牍、准噶尔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也都发生于这一时期。从更广一些的范围来说，敦煌文书、居延汉简等文献的发现，以及大量西域佛教壁画、雕塑，也在这一时期为世界所了解。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或者说学术意义上的西域探险与考察，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丝绸之路学、东方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奠定了基础。不论是探险考察者本人，还是国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考察成果都是极为重视的，几乎所有重大考察、所有重要发现都有相应的著述发表。比如1927～1935年，中国和瑞典组成联合考察团，对中国西北进行了历时8年的多学科综合性科学考察，其考察成果，以《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国西北考察团报告集—中瑞联合考察团》为总题目，在国外出版了55卷集的各种著作。

年轻时的斯文·赫定


在书房中工作的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的著作

这一时期的新疆，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西部，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我们也可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印证，即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向新疆派出了探险考察人员。其中不论是从考察成果，还是从整体影响上来说，都要首推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斯坦因和助手们在高昌古遗址


斯坦因像


考察途中的伯希和（右）


金树仁为勒令斯坦因离境的密电

斯文·赫定（1865～1952），自幼喜爱探险书籍，年轻时向往极地探险，但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之后，他一生便与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曾多次在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进行探险考察。他在西域探险考察中的许多经历，特别是在和田河九死一生，最终因发现一池泉水而得以活命，并以皮靴担水救了随行驼夫的故事，成为西域探险史上的经典篇章。他对楼兰古城的发现、对塔里木地区的探察以及罗布泊游移说的提出，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效应，而且也对后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斯文·赫定对西域探险考察的最大贡献，还在于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以瑞方团长的身份，组织了历时8年的多学科综合性的考察活动。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探险家，也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作者。不仅有鸿篇巨制的科学著作，而且有文笔生动的普及性读物。记述他半生探险经历的《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出版后长销不衰，受到几代读者的喜爱，被译成多种文字，被中国学者徐旭生称为“科学的《西游记》”。如果说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把西域探险考察领到了近代史的门口，那么斯文·赫定则是推开了现代新疆探险考察之门。    与斯文·赫定不同，奥利尔·斯坦因（1862～1943）是一个考古探险家。可以说，从一开始斯坦因对中国西部的兴趣就在于“发现宝藏”。当1888年他前往印度旁遮普邦出任学监时，便了解到许多关于西域古老文明重要遗址被发现的消息，斯文·赫定等人的传奇般经历更让他心痒难耐，最终他下决心亲自前往，一试身手。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斯坦因的足迹几乎遍及塔里木盆地。他的活动主要是为英国以及当时的英属印度博物馆收集藏品，而在这方面他也确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不仅步斯文·赫定的后尘考察过楼兰遗址，还是第一个挖掘了丹丹乌里克的人。喀拉墩古城、安迪尔遗址、米兰古城……他到过和发掘过的古代遗址不计其数，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尼雅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有的学者认为，尼雅的发现“几乎改变了人们对西域古文明的视角”。尼雅因在千年之中静静地掩埋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被称为西域的“沙埋庞贝”。斯坦因也因而成为著名的西域考古学家。当然，真正让斯坦因出名，并受到后世谴责的还是他在敦煌以狡诈的手段，取得王道士的信任而获取大批珍贵文书的经历。斯坦因也是一个勤于著述的人，而且同样是学术专著与普及读物并重。他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可能是惟一一部能与《我的探险生涯》相媲美、长销不衰的有关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读物。

    杜特雷依探险队，是较早进入塔里木地区进行考察的法国探险队，在喀什、和田等地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杜特雷依在西藏的死去使这支探险队以悲剧的结局告终。伯希和则是继杜特雷依探险队后，最有影响的法国西域探险家。与其他西域探险家相比，伯希和是一位真正的东方学家，在国际东方学界影响巨大，是敦煌学的开创者之一。伯希和是极富语言天赋的人，精通中文，能流利地用汉语、维吾尔语与中国人交谈，这为他在中国考察带来极大的便利。他曾先后在喀什、库车等地考察。尤其是他在途经巴楚附近一个叫图木舒克的小村时，在一个曾被斯文·赫定忽略的遗址用马鞭随便一挖，竟掘出了一个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佛像，由此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寺院遗址，这也成为西域探察史上一个颇有名气的典故。与斯坦因一样，伯希和也因掠走大批敦煌文书而知名，并受到后人的谴责。


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


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勒柯克所著《希腊晚期的佛教艺术》和《高昌》(德文版)

关于勒柯克来疆考察的公文



勒柯克与巴图司的亲笔收条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与阿克苏镇台、道台的合影

    这一时期的德国探险考察，最重要的是先后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的西域探险队。考察是由当时的德国军火大王弗特里·克虏伯资助，从1902～1914年，组建了四次探险队，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为了避免成为他人的尾随者，他们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吐鲁番、库车一带。通过对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库木吐拉、克孜尔等佛教石窟遗址的考察发掘，他们获得了大批珍贵的佛像、壁画和文书，但是勒柯克在“壁画切割能手”巴图司的协助下所进行的掠夺式考察，不仅受到各国人士的一致谴责，甚至连他的上级格伦威德尔也大为不满。除此之外，被称作西域探险史上“独行侠”的特林克勒，在和田等地的考察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俄国探险家鄂登堡


荣霈就转交伯希和致曼纳林信件事的札文


勒柯克(左)与吐鲁番鲁克沁郡王的合影


俄国鄂登堡探险队合影


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在克孜尔石窟

    俄国人由于占有地利之便，在中国新疆的考察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人次也最为众多。除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后继者科兹洛夫、别夫佐夫、罗布罗夫斯基外，以时跨沙俄与苏联两个时代的奥勃鲁切夫和鄂登堡最为著名。前者的《中亚细亚的荒漠》是新疆探险史上的名作。后者曾先后两次来新疆进行考察，作为一个佛教艺术史的专家，他把考察重点放在吐鲁番、库车一带，尽管他反对华尔纳、勒柯克式的破坏性掠夺，但仍获取了大量有关文物。


日本探险家橘瑞超

  
大谷光瑞与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官员在喀什的合影


饶应祺就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回国的信札


大谷探险队满载收集品的驼队


橘瑞超由吐鲁番前往焉耆的护票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库车苏巴什古遗址发掘


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


吉川小一郎(右）1911年与中国官员的合影

    日本人对中国西部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一时期来丝路考察的日本人中最著名的有两人：一是受军方派遣的日野强。从1906～1907年，日野强在天山南北做了周游式的考察。《伊犁纪行》是他对新疆旅行的部分追记。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日志之部”记述了他的旅行过程，下卷“地志之部”则是关于新疆地貌、风土、民情、风俗、宗教、物产、交通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各方面的考察。日野强的活动，实际上已超出一般探险考察的范围，而《伊犁纪行》在一个时期内，也被视为关于新疆的百科事典。另一个就是大谷光瑞探险队旗下的日本僧人橘瑞超。橘瑞超于1908～1909和1910～1914年两次前往西域探险考察，是探访楼兰的探险家中最年轻的一位，1908年时年仅18岁。他在西域的考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只是由于他不太注重有关经历的记述和探险报告的整理，因而人们对其考察情况了解得比较粗略。但是橘瑞超在楼兰古城发现的西域古代文书——《李柏文书》却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至今仍是人们研究探讨的一个热点。在橘瑞超之前参与大谷探险队的，除大谷光瑞本人外，还有渡边哲信、堀贤雄，与橘瑞超同属大谷探险队的有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郎。
    这一时期美国的西域探险家，如果不算那位以化学胶水剥离敦煌壁画而留下千古骂名的华尔纳的话，则应首推气象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自1903年～1906年，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两次来中国新疆，从事气候与文明的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其学术著作《气候与文明》及通俗读物《亚洲的脉搏》中，不仅留有珍贵的测量数据，而且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发人深省的生态警示，这在西域探险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此外美国东方学家拉铁摩尔1926年携新婚夫人在新疆伊犁及阿克苏、喀什、莎车等地的旅行考察，则带有一层浪漫的色彩。由于拉铁摩尔主要是考察当时中国西部的商业贸易与商业通道以便与古老的丝绸之路及其相互关系作一比较，因而他关于这次考察的著述《通往中国新疆的荒漠之路》在相关的著作中独树一帜。
    总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是新疆探险考察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古丝路文明的再发现时期。随着特林克勒的被驱逐和斯坦因最后一次西域考察被拒绝，外国探险家在中国新疆自由进出随便掠取文物的时代结束了；而随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的开始，则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百年风云际会，在古老丝绸之路上演了一出寻找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精彩话剧。

中国是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而且有着五千年的文化遗产，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但是总有不怀好意的人用非法手段获取中国文物，我们应该痛斥这些人，保护我们的历史！